2020预言：幸福指数治国 社区可以迁徙

　　拍摄于1926年的科幻经典《大都会》，以2026年为场景，描述一个冷酷、机械、工业化社会，成为默片年代对100年后工业革命的某种预言。大都会的城市拥挤不堪，人与机器相互依存，人们分属特权阶级和受到压迫的贫苦大众。低下阶级住在地底，辛劳工作，支撑整个城市的运行。

　　作为德国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在影片蒙太奇镜头中，我们看到许多单调乏味、一成不变的元素：像牛群一样的群众、搅动的机器、时钟……《大都会》具有超乎当时社会状况的想像，也可以说是上世纪20年代投射的未来都市景象：机械化、社会两极化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蜿蜒连绵的架空天桥，桥上车辆络绎不绝，飞船模样的飞行器在大厦及天桥之间穿梭往来。这些想象至今仍有科幻电影采用，譬如《第五元素》的空中的士和《未来报告》中的怪异汽车。

　　2020年的城市究竟会是什么模样？《大都会》的预言真的会成为现实吗？

　　智能之城：未来城市主流

　　《大都会》的拍摄者们无疑是极具想像力的，然而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城市信息化建设在过去15年中经历了信息港建设和数字城市建设这两个阶段，而在今后10~15年内，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目标则是“智能之城”。

　　“智能之城”是以网络信息为基础的城市信息体系，即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系统、宽带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管摄影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智能之城”就像一个拥有生命和智能的有机体，在信息的控制和利用能力的滋养下，它的监控、学习、反应、调整和适应能力也会慢慢成长。正如人与人之间存在智力差别一样，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存在智能差别。

　　在未来的“智能之城”里，所有的建筑物都会有一个公共的数据库设备。城市居民只用一张智能卡就能做很多事情，比如付公用事业费和购物账单、地方选举中投票、把房子锁上和打开，甚至能启动汽车。

　　2015年之后，离韩国首都首尔65公里远的海滨将建成“松岛新都市”，总面积是5500平方公里，50万人将在那里生活和工作。韩国人希望把它建造成亚洲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高科技之都，使它成为一个有完备计算机化功能的真正的“智能之城”。当然，“松岛新都市”也是一个鼓励商业发展的免税经济区。投资者打算在这个计划上投资250亿美元，他们也坚信这笔钱一定能返还。

　　“智能之城”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主流。自2002年起，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出1个最佳“智能之城”，新加坡、中国台北、加拿大滑铁卢、韩国首尔等城市或下属城区先后当选。尽管中国内地城市多年榜上无名，但是已有多个城市提出“智能之城”蓝图，并正大力开展建设。谁说2020年就不会有中国的“智能之城”出现呢？

　　生态之城：未来城市样板

　　“生态之城”这一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的研究过程中被提出。后工业化时代，生态城市将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绿色之城。

　　有“生态城之父”之称的芬兰人艾洛·帕罗海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态城市的生活图景：在生态城中，大多数居民消费的食物是他们在自己的城市中生产的，有机废物可以通过组合和生化制造进行再循环；生态城包括根据田地而调整的建筑区域、商务森林和公园式的自然保护区；城区的一大部分保留用于太阳能、风能发电、岩土热泵、生物发电，生物发电会向大气中散发二氧化碳，但是植物又从大气中吸收了碳，所以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平衡，大气中碳的负担也不会再继续增长。

　　生态城还应包括人工鱼池和绿色蔬菜大棚，正如城市的其他部分一样，人工池还可以与生物水处理系统和绿色大棚的能源供应结合起来，一个生态城将拥有一个封闭的水循环系统，这意味着水并不是从城市外部引进来的，污水也不会输往城外；废物的管理和材料的循环使用与生态城的其他行动无缝融合在一起，利用有机废物进行发电和施肥是整个行动的一方面。通过这个办法，废物的管理、发电和食物的生产被连在一起并形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在生态城里没有小轿车，而是被其他交通工具替代了，这些交通工具因为是电力的并且通过城区导航系统进行控制不会污染空气。当然，生态城将拥有一个现代的综合的数据交换系统，居住在独栋别墅中的居民们可以不用见面就很容易地交换信息。

　　位于崇明岛的上海东滩“生态城”项目正在争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排位，这个面积达86平方公里的社区将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和其他被动能源系统建设高效能建筑，并对废物进行循环利用和堆肥。它的口号是“全球首个实现零碳排放的城市”，规划目标是在2010年“世博会”时能够入住5万人，真正建成后，东滩生态城将是一个容纳50万人口的“东方曼哈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这样评价东滩生态城——为世界上那些处于快速城市化变迁时期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榜样。

　　城市集群：未来城市群起群飞

　　当今世界每个城市，其发展都与外界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紧密联系，不可能是封闭孤立发展，不能关起门来自成体系，自求平衡，它能够存在的本质就在于它与乡村及其他城市有一种内在联系，地理学家称这种关系为“共生关系”。

　　城市与城市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协同作用所产生的聚合效应，是单独依靠城市或乡村所无法达到的。高密集的城市群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经济体系，能产生更大的聚集效应。它既不同于相距较远的松散的城市群，又不同于完全集中的单一大城市，它既有集中的优势或超大城市的优势，又避免了过分集中或城市过大伴随的“城市病”，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得以较好的统一。

　　未来城市群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内聚性城市群，第二阶段是依存性城市群，第三阶段是城市网络。

　　在城市网络阶段，城市群区的开放性网络结构开始形成，不同等级、规模、性质的城市构成城市网络，各城市形成一定的集聚和辐射范围，相互嵌套，以城市为节点，以交通为地域网络，不断完善多层次开放的城市群网络体系。这种城市网络是开放的、有机的、边界趋于模糊的城市组织体系，是一种巨大尺度上的城市区域，在外部链接全球网络，在内部跨越数千平方公里。

　　有日本学者预言，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集群，是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的大城市圈。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大城市群为龙头和单元的区域性国际化竞争态势将成为主流。自从美籍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城市群”概念后，美国至今已发展出十大城市群落。巨型的城市集群也出现在欧洲，包括英格兰东南部、兰斯塔德、比利时中部、莱茵鲁尔地区、莱茵-美因地区、瑞士北部地区、巴黎地区和大都柏林。而巨型城市集群最近的再发现则是在东亚，诸如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日本的京阪走廊和印尼的大雅加达地区。

　　在展望中国未来的城市群发展时，还需要特别关注人口合理的空间分布格局。根据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要达到14.5亿，到2030年人口达到高峰时将有15亿，其中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这就决定了中国只发展几个大的城市群是不够的，需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较好的区域，发展若干新的城市群，承接现有城市群地区结构升级和优化整合后转移出来的产业，承接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和自然保护区的转移出来的人口，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经济密集区和人口密集区。

　　比如，在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发展构建“成渝城市群”，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发展构建“武汉城市群”，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发展构建“长株潭城市群”，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发展构建“关中城市群”，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展构建“中原城市群”，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松嫩平原发展构建“哈尔滨城市群”，在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的闽东南沿海发展构建“福厦城市群”。

　　人的尺度：未来城市之忧

　　“人的尺度”是一种设计原理，它既是对人的简单愿望的反映，也是对新的分散化经济的反映。用一个最具体的表达，人的尺度就是二层小楼的台阶，就是家门口，而不是高层建筑的楼梯。人的尺度意味着以街区为中心和一个鼓励日常交流的氛围。

　　在1995年的大地震中，日本神户真野区的损失要远远小于这个城市别的地方。尽管那些街道宽阔和建筑良好的居住区没有倒塌，但是当人们跑到街上后，发现他们互不认识，也不知道谁可能受了伤；他们不知道应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应当给谁打电话；城市的中控系统瘫痪，他们等待政府的帮助，而政府也在等待别人的帮助。

　　真野的情况则不一样。不同于把公寓楼、办公区和工厂区严格分开的现代主义规划模式，真野的街道狭窄、建筑不高、混合使用。与一座沿街的三层楼老人公寓相对，成排的商店和生意门店沿街排开。人们本以为真野会在地震中卷入大火，然而事实正相反，它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在这个被视为另类的地方，有着人的尺度，人们相互熟识。他们知道谁找不到了，也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们知道怎么一起工作，到哪儿去寻求帮助，甚至于谁应当做什么；他们知道在哪儿聚会，哪里成了他们在危难时刻的自救点。真野最好的表达了具有人的尺度的街区。

　　街区创造了大家共享的场所，相对每个街区而言，那些场所总是有着特别的作用，它们的社会地理意义只有在那里居住或工作的人才知道。不仅仅是在危机时刻，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场所也是社会福利的核心。我们想去设计它们谈何容易，但是我们要摧毁它们却易如反掌。

　　2020年，“生态智能之城”中的人们，是否还拥有“人的尺度”自由，隔着爬满藤蔓的数字轩窗，我们都需要望月深思。(熊灵王子超)

　　环球杂志2009年第04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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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指数治国

　　在科幻作家克拉克的预言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人类进入流动社区和虚拟社区时代后，社会各组织将认同“幸福指数治天下”的价值观，而不再成为GDP的奴隶和盲从者。

　　2020年，一些城市的社区革命性变化，将促使人类反思生活的价值，并重新定义他们的生活规则，“幸福指数”这样的概念将再次受到人们和社会的青睐。2006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偕同“地球之友”组织推出《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居于幸福国家榜首的竟然是一个飘零于大洋上的岛国、人均GDP仅1440美元的瓦努阿图，而传统的西方八国集团成员则无一进入前50名，这说明了富国未必幸福，强国未必舒适，庞大的GDP未必就是人类终极追求的命题。

　　作为公认的“幸福指数”中的一种，英国出台的“幸福星球指数”是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源利用有效性”，能否花费最少的资源让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也是为了纠正人们传统上认为高浪费必然会带来高质量的幸福生活的固有观念。名不见经传的瓦努阿图位列“全球幸福国家”榜首，表明“无需过度使用地球资源就获得长久并幸福的人生是可能的事情”。“幸福星球指数”评价说，瓦努阿图的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生态足迹”度量指数也很低，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几乎为零。

　　另一个正成为全球未来幸福典范的国家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不丹，不丹老国王是第一个在世界稳步推进用“国民幸福总值”(GNH)来治理社会的国家元首。国王的执政理念是，“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按照国王的思路，“国民幸福总值”主要包括发展经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和实行良政等内容。

　　可以预计，到2020年，“幸福社区”将以多种形式出现，这将颠覆传统的GDP崇拜，使人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深层次思考。(和静钧)

　　环球杂志2009年第04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社区再造

　　1966年，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曾预言：“到2000年时，房子都能飞起来，因此整个社区到了冬季都能迁徙，或者在合适之时搬到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34年过后，房子并没有“飞”起来，克拉克的预言遭人诟病。对未来学家来说，最困难的不是预测某件事情将会发生，而是预测它将于何时发生。

　　但是，当站在2009年的门槛上遥望2020年图景之时，我们似乎可以更多地领悟到克拉克预言的真实含义。克拉克所描述的就是未来社会中社会组织形式的新变化，而它的特征在于“社区流动性”、“高度自治性”及“虚拟社区化”。

　　“流动性”肇始于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进入市场流通环节，成了生产要素的物化者。上世纪90年代全球性的大移民以及中国的农民工打工大军，都是在开放市场下人之流动的典型事例。

　　而对社区“流动性”的判断还要以其持久性为基准。那些在血缘主义或地缘主义下临时拼凑出来的小集体的短暂出行，没有对目的地的人力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就不能称之为社区流动性。只有相当的持久性，并在流动目的地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我们才视为“有效流动”。

　　到2020年时，一些城市的居民可能持久地形成流动性生活状态。社区流动如同房子在“飞”，整个社区在“飞”，社区随居民流动，随时得到社区的支持。社区的高度流动，消解了族群对立可能引发的仇视情绪，减缓了不同时空社区之间的排斥，使社会更加融合。

　　而我们所说的社区自治性，也将是社区形式意义得以存在的基础，在2020年前后，社区自治更加发达，以适应“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格局。“社区矫正”功能将进一步增强，社区将发挥部分公共产品的功能，比如在减少犯罪和解决环境问题等方面社区将可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社区的流动与自治也给虚拟社区带来机遇。2020年，虚拟社区可能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在1993年出版的《虚拟社区：电子边疆的家园》一书中，莱恩格尔德指出，网络空间是一个概念空间，人际关系、财富、权力及数据都必须能在其中得到显现。莱恩格尔定义的虚拟社区为“一群主要借着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与信息、相当程度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所形成的团体”。到了2020年，利用网络来处理日常生活的人们越来越多，实体社区虚拟化，虚拟社区实体化，社区之间越来越紧密，政治人物等公众人物将更多受到虚拟社区“民意”的影响。(和静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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