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与技能培训

　　如果我们相信，农民工群体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农民工蕴含了强烈的上进愿望与上进的潜力，那么，政府的政策要超越举办招聘会这一类思路。最应当做的事情，是以最大的力度，投资于农民工的培训。

　　如果我们相信，农民工群体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农民工蕴含了强烈的上进愿望与上进的潜力，那么，政府的政策要超越举办招聘会这一类思路。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农民工就业形势变得空前严峻。其中一个标志是，许多农民工去年底提早返乡后，连春节都不过，提前返回工作岗位，或者提前出来寻找新的工作。广东省的情况颇能说明这一点。作为农民工流入地大省，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所统计的数据是，从1月26日至30日（大年初一至初五），将近170万外省农民工进入广东。与正常年份的2007年相比（2008年受灾害性天气影响不具可比性），上升3.8%。据调查，这部分人中的90%是返回原岗位的农民工，完全没有明确去向的尚属少数。尽管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具威胁性，但是有关部门完全不敢掉以轻心。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预测，随后将有大批农民工接踵而至，无明确就业目标的农民工将达到200万人。

　　大过年的便已出门上路，千里迢迢奔一份工作，身处其中者，大都很难说清楚，这样算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有一点却越来越清楚，世界日益链接成网，也日益祸福难料。遥远的大洋彼岸，华尔街的决策者犯错误，中国的农民工就饭碗不保。这说明，不仅金融世界是全球化的，“工作世界”也是全球化的。“看不见的手”在全球范围内，对工作岗位的分配予取予夺，其力量的确十分惊人。

　　但这绝不是说，农民工就业困难完全是宏观结构惹的祸，因而我们无能为力。实际上，宏观因素（全球化）是通过中观因素（政府的管理）以及微观因素（个人的行为策略）而共同起作用的。三者之间互相反射、互相渗透，既有可能层层恶化，也有可能环环抵消。因此，需要对影响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各种结构因素做更多的分析，也需要对多年来各级政府相应的政策努力做更多的总结，以期共同努力，闯过难关 影响农民工就业的首要因素当然是宏观经济。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庞大，一旦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岗位剧减，矛盾将十分尖锐。一般估计，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将有2000万农民工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被挤出来的人数之多，令世界都为之咋舌。毋庸赘言，怎样才能有足够的岗位满足如此庞大的求职者群体，是对宏观经济决策的巨大挑战。

　　总体上就业岗位不足，这是从数量角度上说的。而从工作岗位的“质量”角度来说，情况更复杂。这主要是指存在结构性缺工现象，也就是有人没工做、有工没人做这样两种情况同时并存。换言之，由于受教育程度不足等因素，大量的农民工劳动技能偏低，这是影响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一家报纸今年2月6日一篇关于“大船厂争夺高级焊工”的报道提供了很典型的案例。按记者的调查，广州地区的高级焊工、钳工、机械制造类技工尚有30万用工缺口。以某大型造船企业为例，虽然该公司业务并不受金融危机影响，手中订单已经排到2011年，但是，公司拥有的2000多名高级技工，目前尚有过半没有返回。在这个层面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反倒是技工紧俏，挖角激烈，工资上浮，企业必须为新手培训再投资。影响所及，有些企业已经对潮水般涌来的求职者提出面试英语的新要求了。

　　作为鲜明对比，传统上劳动密集型企业则要么是岗位减少，要么是工资降低。以一家小型制衣厂为例，1万件订单，客户给的价钱是6.5元一件。老板以4.5元一件的价格招工，无人愿意干，因为工人要求6元一件的工资。这对老板是亏本的价格，只好结业卖厂房。

　　两相比较只能说明，劳动技能偏低的农民工，越来越被挤压到日益狭小的就业市场中，从而使就业情况更加恶化。年龄稍长的农民工一旦从劳动密集行业中退出，而又不能提升技能的话，很可能意味着长期的失业或不稳定。

　　影响农民工就业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变迁以及工作心态的变化。农民工的主力群体，已经是从十七八岁到30岁年龄区间的所谓“第二代农民工”了。与上一代相比，第二代的求职心态有几项显著的变化。首先，到城里打工，赚钱回农村养家的动机明显减弱。在他们身上，已经明显可以看到一种情感、心理与生活方式的都市认同过程。它意味着，农村不是退路。也意味着，这一代人必须依赖于城镇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其次，这一代人更看重工作岗位的“外溢”效果，即技能学习机会、福利条件，以及融入环境的可能性等等。再次，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注重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很看重个人自由。相比而言，他们对工作的踏实程度和对企业的忠诚度要低一些，会在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不断摇摆，并在不同的城市中更频繁地流动。

　　简单来说，金融危机造成了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农民工群体也发生了内部结构性的变化。两个变化结合起来，使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中间调控者的政府，应当承认，各级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不过较多地带有救急的性质。比如广东省政府正在开展“春暖行动”，为农民工提供大量岗位招聘信息，并筹划各种类型的专场招聘会等等。

　　如果我们相信，农民工群体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农民工蕴含了强烈的上进愿望与上进的潜力，那么，政府的政策要超越举办招聘会这一类思路。最应当做的事情，是以最大的力度，投资于农民工的培训。作为短期的应急措施，政府应当直接把培训作为福利，以为暂时失业者提供学习机会换取他们的稳定。长期来看，应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广开社会资源，用于职业与技能培训。与经济繁荣时期那些一掷千金的企业高管培训相比较，政府发展广泛的技术工人培训，将其本身做成一个大产业，这在道义上终究更在理，在经济上长远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