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返城：2009城市就业之状

　　民工返城：2009城市就业之状

　　傅白水

　　2008年，对于农民工来说关键词是提前返乡，当城市无法再为农民工们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将不得不返回农村。截至2008年11月底，官方统计在我国10个劳务大省中，已经有5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到2009年春节，这一数字还会迅速扩大。

据统计，仅仅以广东东莞计算，这个人口曾经一度达到1200万人的城市，经过这个“冬天”以后，剩余人口仅保留在600万，1/2的“遣回”率正在这个世界工厂上演。

　　民工节后返城

　　就业压力剧增

　　改革开放之初，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和企业，企业在接纳数以亿计的劳动力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当时最富活力的象征。但从2007年开始的企业发展升级与2008年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使劳动力市场再次面临重新洗牌，大量农民工提前集中返乡。

　　中国最为发达的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陆续有制造业企业接连倒闭。如果制造业企业“倒闭潮”来袭，农民工的“失业潮”也将来到。一度被《劳动合同法》鼓舞的农民工，又不得不面临工作难找、收入下降的困境。民工失业不纳入官方失业率统计口径，从表面上看不会形成严重的就业问题，但事实绝非如此，民工就业占据了制造业就业的几乎大半壁江山，如今卷铺盖回家种地，只能说明我国失业情况非常严重，城市化进程遭到梗阻，而我国制造业缺乏专业的生产者，制造业升级遥遥无期。

　　影响更大的是，“未来农民工一旦大规模返乡，势必加剧欠发达省内本已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江西鹰潭市就业局局长陈鑫英如此认为。这并非只是一种担忧。来自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江西省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约26.5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约为20万人，省内农村富余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29万人左右，供给总量达到75.5万人左右；而前9个月，江西省城镇实际新增就业岗位仅36.6万个，供求相差近40万个，就业压力之大不言而喻。

　　针对农民工返乡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比较了这次可能出现的“失业潮”与1998年“失业潮”最大的不同。上一次可以有形地去做一些就业援助。比如说，当时实行了积极的就业政策，成立了下岗再就业中心等等。这次大部分失业都是无形的。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农民工，他们从这里走了，可能换到别处，或者回到农村去，很难作出详细的统计，也不会反映在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中。

　　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8月提供的数据是，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预计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只要1/10的民工就业受到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60万人。绝大部分农民工在就业时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一旦失业就迅速退到生存线以下，而其背后的供养人群更是高达六七千万，不容小看。处置不当，届时农村和城市贫困阶层将增加，突发性事件将增多。

　　更让人担心的是，2009年，原来在城市打工的民工势必大量返城，如果大量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滞留城市，会引发城市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历史上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英国在工业革命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很多的失地农民在城市中没有找到工作，因为城市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结果，这些农民成为城市“游民”的主体，城市不堪重负。据估计，当时伦敦的游民占全市总人口的25%，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针对农民工大量失业的现象，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也认为，“最困难的还不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至少回家有地种，有饭吃。留在绍兴，没有拿到工资不能回家的农民工们才是最困难的。”

　　很显然，2009年春节过后，针对时下农村无钱可挣的状况，农民工还是要大量返回给他们带来经济来源的城市务工。但是可以预见，2009年上半年，我国发达地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仍将处于最为困难时期，提供就业岗位必然减少。大量返城农民工将无工可做，可能滞留城市，这将对我国城市稳定形成威胁与挑战。

　　如何摆脱民工返城危机

　　针对这次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给出了应对的办法。首先就需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为地方政府关心什么，就会出台更有针对性的办法。中央政策是普惠的原则性政策，在此框架下，地方政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

　　蔡日方说，政府还是应该有一些原则，让地方政府感到保持就业稳定不仅是保持户籍人口的就业稳定，非户籍人口的就业也应该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政绩表现的一个衡量指标。中国要解决可能到来的大量农民工失业问题，需充分调动各地方政府积极性，并且，在政策上向促进就业倾斜，也可通过发展“三农”、加大农民工培训，以及扶持小企业，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来支持农民工就业。

　　首先，大力帮扶中小企业，帮助其渡过难关。中小企业正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力军，75%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员都在其中实现就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必然导致失业率的增加。所以各地要实施非常明确的、彻底的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

　　各地政府出台任何恢复经济帮助企业的措施时都应该以就业为第一考虑因素。目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调低社会保险费率，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帮助一些困难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

　　对此，人保部提出两项措施：各地在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在保险基金结余比较多的统筹地区，对医疗、工伤，包括失业保险，采取一次性的、在一定时期降低费率，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缴费负担；在东部地区率先进行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的试点，除了失业保险金和就业服务这两个方面以外，还用于社保补贴和其它岗位补贴等。对困难企业，正在积极地研究如何运用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功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其次，大力发展服务业。数千万寻找岗位的劳动力何去何从？服务业将成为最大的就业蓄水池。事实上，加快发展服务业，不但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是推进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内在要求，更是缓解资源要素压力、优化发展环境的客观需要，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

　　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轨迹看，100多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服务业从最初的零星规模发展到今天，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1820年，英国有3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15%。1890年，英国有41%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38%。进入20世纪，英美等国家的服务业开始超越工业，而到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业人口都超过70%。我国目前则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当。

　　从工业人口看，我国的比重其实和发达国家较接近，这也同时说明一个事实，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接近30%的就业人口，可能是工业吸纳就业的合理能力，而中国工业目前的就业人口正好和这个水平接近，无法再接纳大规模的劳动力。中国想要解决数亿人口的就业，唯有将希望寄托在服务业。所以，我国目前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

　　再次，改善农村生产环境，在农村积极提供就业机会，可以有效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创造更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产品的价格机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到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尽量在农村就业。非农就业形势不好的时候，农业就会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虽然，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不是主流的方向，但还是会起积极作用。这个时候加强“三农”工作，保证农业生产，还是稳定经济、稳定居民收入的好办法。也是减轻城市就业和稳定压力的一个过渡办法。

　　最后，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刺激就业。

　　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关注到就业问题， 政府在采用财政政策时应该着眼于对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向型小企业发展的支持，最大限度解决就业问题。

　　“现在一方面转向内需，另一方面受到危机冲击外需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推出更多一些社会保障措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都阳认为。社会保障是影响中国普通家庭花钱最重要的因素。在保障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养老和医疗都需要自己未雨绸缪的时候，储蓄倾向增加，与促进内需的经济增长思路相违。

　　社保最重要的是提高覆盖率。中国事实上的农村社会保障非常有限。从2007年的十七大到今年的两会，国务院都做出了一些部署，但在投入规模上有很大余地。在农民中，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依然缺乏统筹。《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要给农民工做社会保障，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合同法》不衔接。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需要提高统筹层次，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转接衔接起来。

　　社保之外，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财政支出的重要方式。现阶段，中国的基础设施仍然存在许多欠账，例如在城市公共交通、铁路、电力传输、医疗服务、环境保护、基础教育等领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认为，当下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时完善公共服务，“这不仅可以吸纳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同时还可以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

　　我国政府已开启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大门，在铁路、轨道交通等领域投入巨资，解决经济失速与就业问题。在热火朝天的基础建设中，应考虑民工就业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