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生的轻率与鲁莽

　　麻生的轻率与鲁莽

　　麻生只有失言的鲁莽，却无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他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和自民党的失败，也把日本的“第三次崛起”推向了更远的将来

　　赵灵敏

　　尽管在东京电影节走红毯、逛平民超市、与计程车司机话家常，致力于建设一个“安心与活力”的社会，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的支持率还是从上台伊始的49%急跌到了目前的14%，面临着政权解体的危机。

　　麻生目前的困境，表面的原因是应对金融危机不力。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本经济的衰退程度甚至远远大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和欧盟。至去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陷入深度衰退，面临着“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共同社2月7、8两日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77%的受访者对麻生太郎首相的经济政策“不抱期待”。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国民认定麻生已不具备担任首相的资质。之前由于在给国民发放补贴等一连串政策上的前后不一，以及发表诸如“日本医生严重欠缺常识”等失言言论，麻生的支持率已经严重下滑。

　　2月5日，麻生在国会答辩时称他“曾不赞成”邮政民营化，但9日又对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还是民营化比较好，这是我最终的想法”。日本朝野近几年一直对邮政民营化争议不休。麻生这么短的时间里表态竟大相径庭，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麻生的一系列轻率言论，显然不能适应正在“第三次崛起”的日本社会的客观需要。2007年6月14日，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发文指出，日本已快步走上了“第三次崛起”之路。这“第三次崛起”，是相对于第一、二次而言的。

　　日本的第一次崛起始于明治维新，当时的日本主动迎接世界列强主导的全球化，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成了制度变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次始于二战后，在美国的占领及庇护下，日本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这两次崛起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日本从亚洲国家中脱颖而出，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成为近代以来极少数彻底改变了命运的国家之一。

　　但这两次崛起之后，日本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政治上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自民党一党独大，没有规律性的政党轮替，派阀政治盛行，首相选任等政治活动多依靠黑箱操作；经济上，日本的产业-金融-政府政策一体化，造就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客观上也成为了官商勾结的温床，其原有的终身雇佣制也导致了国民对传统体制的依赖；社会层面，国家过强社会过弱、集体过强个人过弱。

　　这些结构性矛盾，是“日本病”的根源，也是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陷于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因此，改革这些弊端的“第三次崛起”，是一场关乎日本是否能在21世纪继续站在世界前列的转型。

　　很长时间以来，改革就一直是日本政治的主旋律，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早在80年代就启动了国企私有化的计划。他提出了和“第三次崛起”类似的所谓“日本三次开国论”：1868年明治维新是第一次开国，1945年战败之后是第二次开国，现在迎来的则是第三次开国。90年代后期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又开展行政改革，建立了一套促进结构改革的政府机制。

　　到了小泉时期，日本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小泉的改革集中在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民生三大领域。政治上，小泉提出要“毁掉自民党”，他改变了自民党旧有的权力结构，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交给国民，在人事任用上，完全排除派系领袖的干扰；对特殊法人团体实行民营化，为铲除“金权政治”在制度上铺平道路；在行政结构改革方面，提出“民间能做的事业让民间做，地方的事让地方做”，“对于国家经办的事业，要彻底验证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此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民间、企业与民间的关系。

　　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小泉成为战后日本最受欢迎的首相。自此，“自由、民主、民生”成为日本改革的“三大神器”。谁在这三大改革中，有所作为，有所建树，谁就成为政坛的王者，享受荣耀；谁在这三大改革中无所作为，被难免被民意抛弃。

　　而小泉之后的安倍政权仅仅提出了很多改革口号，却拿不出清晰的改革日程表，对国民真正关切的民生问题虚与委蛇，实际上对改革的重大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最终被民意抛弃。“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福田则面临民众失望深重、派系政治复活的复杂局面，大展身手已经相当困难。而麻生更公开提出，要更多注意乡村地区和其他受到小泉改革伤害的行业，不但缺乏改革的意愿，甚至公开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小泉因此反唇相讥也就不足为奇。

　　和其他亚洲国家对西方的排斥和敌对不同，日本主动拥抱了西方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虚心、全面、彻底地向西方学习，这造就了日本前两次崛起的成功，而目前的“第三次崛起”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在无明显的模仿和追赶目标下，自己寻找目标实现转型，这是对日本政府和国民的创造力的巨大考验。

　　麻生只有失言的鲁莽，却无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他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和自民党的失败，也把日本的“第三次崛起”推向了更远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