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美为什么这么美？

　　格莱美为什么这么美？

　　程西泠

　　国际音乐界的最高盛典，又一届格莱美颁奖了。去年的一届，对于国内媒体来说，最大的新闻是宋祖英获得提名；而本次，颇让国内媒体不能释怀的是郎朗惜败。甚至有评论酸酸地说，郎朗“虽败犹荣”，迟早会捧起唱片机。

　　格莱美牵动的人，显然超出了纯粹的音乐爱好者。它越来越像另一个奥斯卡、诺贝尔，变成中国人的下一个牵挂，乃至情结。这无疑涉及了一些音乐以外的话题，比如承认、文化自信心、本土生活和外来标准。

　　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了，这次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似乎也不能从根本上撼动它。因此，有人以为文化也应跟着有一个伟大的复兴。

　　在北京某高校的一次讨论课上，有人问起，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和国外的同行有对等的交流。专业口碑甚高的教授黯然说，我这一代人是不可能了。略一沉吟，他又说：你们这一代也不能指望了，也许还要再等20年，等到你们的学生一辈起来。

　　低水平的研究现状显然是所谓中国特色搪塞不过去的。也许这样的悲观是失去了文化自信心的表现。可是，那些自负、华夏独大特殊的论调，难道不是自卑的另一种掩饰吗？

　　格莱美也一样。这是个立足于美国的音乐评奖。有鉴于越来越多非西方世界流行音乐的存在，国际音乐界出现了“世界音乐”一说。你如果在线点开BBC音乐三台，可以找到World music，它囊括了从宋祖英到雅尼的各种音乐。它们唯一的共同点也许在于，对美国人来说，它们是外来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另外一个意义：“中国传统的民族器乐人再获提名，说明中国民族音乐已经进入世界主流音乐的视野。”

　　而中国的民族音乐何在？即使是那么好的、音乐上十分完备的侗族大歌，几十年来，无非在政府的宣传下，成了旅游业的一张绝好名片。少女们穿着其实只有在特殊节日才会穿上的盛装，天真婉转的歌喉打动了所有旅行者。这关系到一个省的面子、政绩和旅游经济。

　　而张艺谋所策划组织的《印象•刘三姐》，我听到的竟然是歌手用侗语，演唱的其实是汉族人曲调的歌。所谓的民族音乐是被改写的。政府要花费些财力，培养文工团的歌手，把他们送到北京，穿上民族服装，在舞台上纺着纱线，参加青歌赛。只有获得承认，音乐才成其为音乐。而来自北京的人，他们可能更向往的是格莱美。

　　在某个由乐评人提名的一系列年度音乐名单里，几乎只是几位乐评人的喜好的集合。很多乐评人都是不懂乐理的，因此，音乐就成了少数媒体工作人员观念和文字的表达借口。音乐人依然是沉默的。

　　张艺谋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展示了2008面——据传是上古中国的乐器——缶。精壮的战士们奋力敲击，发出雄壮的声音，绝大多数现场的人感到的与其说是新意，不如说是陌生。它只属于少数几个音乐史专家，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关联。

　　正如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人蝉联了划艇的项冠军，而《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讲出了实情：中国人重金聘请了世界上最好的俄罗斯教练，组建庞大的后备人才储备和集训队，几年如一日地训练着，只为那光荣的一瞬间——其实没有几个中国人了解这项运动。

　　我们是否处在最分裂的时代？经济繁荣无法照顾所有回乡的民工，媒体的正义感关照不了处于角落的弱势群体，而音乐，作为最轻灵的元素，却与真正的生活割裂开来，中国音乐的根源性几乎被忽视，而好音乐的标准总是在别处。谭盾凭借着假借的中国元素又一次为中国人在格莱美上争得了提名的荣誉，但有机会听到他的歌剧音乐的中国人并不多。

　　也许，只有等到我们真正把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对音乐的本源有了确信时，才可以不用借他人的舞台，为一个承认而欲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