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让西方读懂现代中国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的电影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输出口”，也是三十年来中国人心路历程的展现：上世纪80年代，他以天才的形式营造能力，表达了“人性解放”的主题；90年代，他以史诗般的表现手法，构成了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在大片时代，他以华丽得炫目的形式感和大场面来吸引观众，达到了权力美学的极致。

　　1988年，电影《红高粱》一举夺得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的最佳电影“金熊奖”，让中国电影真正意义上走入国际视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成为不少西方人心中最初的中国印象。

　　2008年8月8日晚8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画卷缓缓打开，中国为世界奉献一场色彩斑斓的开幕式，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灿烂的文化。

　　这二十年间，外界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两个横跨20年的重要文化传播事件背后却站着同一个推手，他就是导演张艺谋。

　　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民俗展现到《英雄》在北美2031家影院同步公映，再到2008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输出口”。

　　误打误撞结缘电影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恢复招生，申请报名者逾万，虽然摄影相册受到一致好评，当时28岁的张艺谋却因为超龄6岁被拒绝参加考试，直到招生结束后文化部部长黄镇下达了指示才破格录取。

　　就这样，张艺谋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没有参加考试便被录取的学生。而最初走进电影学院的原因，张艺谋却坦承“我想过考体育学院、考美术学院，也想过考我们当地的西北农学院，因为录取分数低，也许有希望能考上。我很喜欢照相，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有一个电影学院，你可以考。我当时还以为那是放电影的。就这样，为了改变出路，改变命运，我报考了电影学院。当时只是想拿一个毕业证，因为觉得有一个大学文凭，以后就好找工作了。”

　　“海外获奖专业户”

　　从小顶着“黑五类”、“狗崽子”这样的帽子长大的经历对张艺谋此后的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干瘦的西北人看起来不起眼，电影里却全是浓烈的色彩和张扬的人性，对此他解释说，“在生活中、做人上，一直都是很被动的，性格特别像我爸，一生都被动，我真的是一个能忍受的人。所以这种被动反映到作品上，就很奇怪，就变成了特别主动、特别张扬，所以第一部戏就拍《红高粱》。”

　　《红高粱》中浓烈的红色、大胆的“野合”场面和原始生命力的呈现，郝建将其称之为“我们在大陆电影中第一次看见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的解放。”该片在当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举斩获金熊奖，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获此殊荣，这些不一样的影像也冲击着海外观众的视觉，成为中国内地电影进入西方世界的“创世纪”。

　　以此为起点，张艺谋开始了他“海外获奖专业户”生涯，他此后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均在国际上频频获奖。

　　引领商业大片风潮

　　正当以他为首领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们还沉浸在艺术片中无法自拔时，张艺谋再次开风气之先，拍摄商业武侠大片《英雄》。全明星阵容、巨额投资、精致唯美的画面、盛大的首映会……该片从策划、拍摄到营销全部市场化，成为2000年的话题之作。该片国内公映票房总额达到2.5亿元人民币，全球收益约1亿美元，成为中国式商业大片的一座里程碑。他这样解释自己转型的原因：“二三十年前，全民都在思考，都在追求文化的深度和厚度，造就了第五代，现在一下子进入了商品和娱乐的时代，那我也就试着拍拍（大片）”。

　　第一次试水让他看到了市场的巨大潜力。他接下来的作品《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如潮的骂声中一再刷新票房记录。一部《英雄》也开启了国产电影的商业大片之路，一时间，《夜宴》、《无极》等古装大片纷纷面世。

　　奥运开幕式成就文化符号

　　北京奥运前，在被问到自己在电影圈的“旗帜”作用时，他连连摆手，并不认同自己代表了中国的“文化输出”。奥运会后，他表示：“开幕式是一个最隆重的最正式的文化输出。其他东西，电影啊音乐啊，八仙过海呗，谁也不能说自己就代表了中国。谁把文化输出的责任压在自己肩上，你就真把自己当成了一碟菜了。但开幕式是不同的，你躲都躲不掉。”

　　开幕式后，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的张艺谋，将要交出什么样的作品，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