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很傻很天真 “围城”内外作秀找托

　　“躲猫猫”不成“莫须有”必自证清白

　　本报评论员 晓宇

　　人们需要真相，就像人们需要寻找真相的方式一样。

　　当“躲猫猫”很荣幸而又很不幸地成为网络事件时，真相在别人的手里，方式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网民很幸运又很不幸地成为身份的道具。

　　除了想象的质疑以外，人们别无现实的支撑——现在，让我们回到事实的最初：24岁的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2月8日，李乔明因“重度颅脑损伤”离开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四天后不治身亡。对此，警方给出的解释是，李于放风时间，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中玩“躲猫猫”游戏，由于眼部被蒙而不慎撞到墙壁受伤。

　　这就已为“躲猫猫”的走红创造了条件，一个青年公民在监狱的非正常死亡，“躲猫猫”三字，何以取信于天下？

　　要具有现代常识的人们去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沉默的代价实在太傻太傻，于是压抑的死相少有地上升为全民集体幽默，“俯卧撑很黄很暴力，躲猫猫很傻很天真”，“珍爱生命，不躲猫猫”，想象的力量，一夜之间，遍布网络。几千年来，在汉语的词汇中，大概只有“莫须有”三字足以与“躲猫猫”相媲美，大概只有韩世忠质问秦桧的那一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能够贯穿古今。

　　面对天下汹汹的质疑，官方自然要以自己的方式给予真相。云南省委宣传部面向社会征集网民组成“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迅急轰动地登上历史舞台。但这却是一次权力与权利太过仓促的婚姻，权力在对权利的逢迎与辩白之间留心观察，权利在对权力的顺从与自得之间欲迎还拒。

　　手书《出师表》的豪情壮志，瞬间于会见在押嫌疑人、浏览监控录像被拒的制度与法律构建的环境面前，退潮到“无力”——“这篇报告，绝不可能是让‘躲猫猫’事件‘解密’或者‘真相大白’的文件，我们只能保证我们的良心、责任能在这一天得到体现”。连独白都不是的报告，无怪乎网民调查的始作俑者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都不能认可，称其缺乏一个明确的结论，没有判断，一份“围城”内都觉得信息“不解渴”的报告，何况于“围城”外的信息饥渴了，因而质疑一浪高过一浪，直至调查“作秀”、参与的网民“托儿”的指责。

　　但调查还是有作用的，至少，“李乔明”更正为“李荞明”，“躲猫猫”也被严肃地正名为“瞎子摸鱼”。我们很难说对于网民的“情绪招安”是错误的，“网络舆论须用网络办法解决”，但现实的真相是不是必须在现实中揭开？如今，“躲猫猫”仍是雾水一团，“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虽然像孔雀开屏一样漂亮，却也亮出了信息公开最丑陋的屁股。

　　我们不相信自己经历了网络民主，就像我们不会愚蠢地相信经历了娱乐选秀就经历了民主一样。民主不是有人为我们做主，而是人们能为自己做主，因此，人们保留对现实不妥协的真相要求，人们一再要求得到足以相信的真相为止，并保留质疑一切不正当的权利。如果“躲猫猫”不想成为“莫须有”，如果“躲猫猫”不想成为千秋笑柄，那么说出李荞明死于“躲猫猫”的执法机构，必须证明“躲猫猫”的清白，公布一段监控录像并非难事，给造成李荞明死亡的普华勇一次公开公正的审理也并非难事，“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是不是作秀式的现代愚民，亦将在彻底的公开透明中得到证实。

　　到底真相活在我们的想象中，还是我们活在对真相的想象中，“躲猫猫”是不是千古奇冤，事关这个时代何以面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