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

　　大音希声

　　——翻译家胡允桓的“译海求珠”之旅

　　文/张白桦

　　提起胡允桓这个名字，知道的人恐怕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所从事的文学翻译工作本身就是隐身于原著者身后的；另一方面，也是胡先生奉行的“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准则的反映。

然而，在文学翻译圈内，先生的大名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文学翻译家、英美文学专家、作家、教授、编审，退休后先后在几家大型出版社任顾问。长期担任外国文学彩虹奖（现已并入鲁迅文学奖）评委及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迄今为止，先生的译著已近千万字，并于1983年荣获全国报刊文化专栏奖，1994年荣获中美文学交流奖，是世界范围内研究诺贝尔奖得主托妮·莫瑞森的第一人，也是当代用西方语言译介中国书法专著的拓荒人。

　　先生的英译汉成果从一些主要译著中可见一斑：托妮·莫瑞森系列：《秀拉》、《所罗门之歌》、《天堂》;纳撒尼尔·霍桑系列：《霍桑小说全集》、《红字》、《七个尖角顶的宅第》、《玉石人像》;肯·弗雷特小说系列：《圣殿春秋》、《奔向自由》、《针之眼》……名著新译系列：《鲁宾孙漂流记》、《德伯维尔家的苔丝》。

　　如果仅仅从数量上看，先生的汉译英作品似乎不能与他的英译汉作品相媲美，然而在质量上却完全可以平分秋色。从他译作的内容（文学、书法）和体裁（诗歌）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诗世界丛书系列》、《现代书法三步》、《李白诗选》等。

　　知道胡先生的大名是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当时需要找一些名家名译来佐证课堂上学到的那些理论。我对照原文拜读胡先生的译作，感到简直就是字字珠玑。及至毕业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多次从老先生们口中听到胡先生的名字——他们或与胡先生本人有过交往，或与他有过文字往来。后来我有幸成为胡先生译著的责任编辑。或许由于他本人就是编辑，包括文字变体等格式上的小变化在内的许多地方都已注明，使我这个责编简直无可加工。大概是由于先生在翻译时已经过深思熟虑，大笔一挥而就，难免有些龙飞凤舞的草书字样，我所能做的就是像小学生描红一样把个别字描得清楚一些而已。而先生无论来信还是电话，都一再叮嘱我，对他的文字可随便修改。他说，荷马还有打盹的时候（这句话他是用英语说的，我当即感到他英语发音的纯正，而且由于胸腔共鸣的自然运用，显得格外浑厚深沉），我们谁都难免挂一漏万，何况有时心情也会影响译文质量；有时候当事者迷，检查几遍都看不出问题；有你这位责编把关，我就放心了，如此等等。与很多译者打过交道，像胡先生这样谦恭的，的确不多见。

　　我为他担任了两本书的责编，其间的每次交流都使我感受到聆教的乐趣。他丰富的知识储备，他不露声色的英式幽默，他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都让我觉得相见恨晚，用港台话说，我们“是一挂的”。

　　后来我回到大学任教，仍有许多问题要向这位既热情又博学的师长请教，因此我们的联系始终未断。我确实从中受益匪浅。

　　终于有一天，借到北京出差之机，得与先生谋面。

　　先生怕我在楼道中找不到他的房门，早早地就守候在电梯口。只见他身材修长挺拔，面目清癯，神情温雅，让人一见之下陡生亲切之感。坐定之后，胡先生为我端上清茶，口中连连说，他既不善品茶，也不会照顾客人，只知道给人让烟，可如今吸烟又不是好事，简直不知所措了。说完自己解嘲地笑了笑，像个在大人面前不知所措的孩子。

　　我上来就问了一个自己感触最深的问题，先生做人为何如此低调。他说：“文学本来就是‘茶余饭后’，是对物质生活的补充。与袁隆平教授那样解决了人们吃饭问题的学者相比，与物质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和普通工人相比，咱们这一行有什么可炫耀的？何况，近年来时兴‘作秀’，要是不小心成了‘作秀一族’，岂不恶心？”他陪我喝了口茶，又继续说：“其实我年轻时也张扬过，那时在场上赛球，就是观众越多，越想表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来越感到个人的渺小了。连田德望教授那样以八十高龄译出难度极高的全部《神曲》的学者都不为人们关注，何况我们这些小卒呢？”

　　“可您在文学翻译界毕竟是有成就的，那项大奖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得的。”我指的是1994年由中国作协和美方同颁的“中美文学交流奖”，获奖者分别是：杨宪益、萨布里、赵萝蕤、李文俊、董乐山、胡允桓。

　　“还是把成就说成成绩为好。成绩不能说没有，由王佐良、冯亦代、屠岸、孙绳武等前辈组成的评委会可不是随便找几个人评个奖凑数的，更没有什么‘后门’可通融，获此奖可算是对我多年来的努力的肯定吧。与其他几位获奖人相比，我总觉得是在照顾我，因为当时这6个人中有3位已是耄耋之年，一位年逾古稀，一位过了六十，有我这么一个50多岁的，算是鼓励后进吧！”这让我想起了先生早在1980年的硕士论文《黑色的宝石——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论文联系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预见了托妮·莫瑞森的创作前景。她当时在美国刚刚崭露头角，在其他国家还藉藉无名。1993年，托妮·莫瑞森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先生以其非凡的文学鉴别力，成为世界上研究托妮·莫瑞森的第一人，其学术成果具有填补国内乃至国外研究空白的开拓性。当然，作为托妮·莫瑞森的文学“知音”，先生在对其作品的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上佳译艺，应该是先生与师长辈的大师杨宪益等人一起获奖的原因之一吧。

　　“话再说回来，‘宁静致远，不求闻达’，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做人的古训，”他点燃了一支烟，在缭绕的烟雾中，他的轮廓愈见仙风。“我虽然以外国文学为专业，其实是个受中国文化浸润很深的传统知识分子。这和家庭、学校、社会、时代的影响分不开。我记得有一次过中秋，那时我还小，母亲把梨洗好，切成片摆在盘子里。这时父亲给我们讲起了‘孔融让梨’的故事，‘融四岁，能让梨’啊，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当时刚好4岁，嘴再馋，也只好挑最小的一片了。哈哈。你说传统的中国文化约束人吗？我看规范一下我们的行为举止并不是坏事，你只要有意识地不在思想上受束缚就行了。当然，外国人夸我时，我就说‘Thanks’；中国人说我的好话，我就只能说‘不敢当’了。我常想，西方有一句话‘Do as Romans do’，通常都译作‘入乡随俗’，也还算贴切，问题是你得知道，‘乡’在哪里，要随什么‘俗’。”

　　听了这些，我不禁莞尔。

　　“那您学贯中西的广博学识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呢？愿您能指点我。”

　　“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学贯中西只是我的目标，我还远远没有达到。惭愧的是，我连师辈的水平都还差得远呢，真是辜负了前一代人的期望。现在的时代，是信仰浮躁，治学肤浅，生活浮华。至于我自己，大概是积习难改吧，我还是以读书为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这可算是自幼养成的习惯吧。除去读书，我从不拒绝从其他各种途径获取知识，‘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既然事事、处处留心皆学问，只要是真知识，‘道听途说’也不排斥。我这个人生活上很懒，但我脑子不懒，时时都在观察与思考。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嘛。现在，许多人以‘视觉’娱乐取代读书，但过后脑子里能存下多少东西呢？从积累知识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浪费时间了。”

　　应该说，我还算是爱读书的，从小到大，家里别无长物，只有书；3个大学读下来，课内书加课外书，也有一些，但要想如先生那样学识渊博，得读多少书啊。

　　“其实我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自己又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只好撷取精华，经过消化，成为自己思维体系的一部分，到时候就不难旁征博引了。还是那句话说得好：‘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过，这也是一个人发奋读书的动力。”

　　我一直对文学翻译情有独钟，累积起来也发表过300万字的东西了，但翻译起来仍感觉吃力得很，不能像胡先生那样，一日“万字”，已有洋洋洒洒近千万字问世。当我就这一问题讨教时，先生便像讲课一样，一条一条地娓娓道来。

　　“依我看，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这样几条：首先要敬业——这可能就是你们年轻人所说的‘高调做事’吧。其次在外文、中文、文学修养、历史社会背景等方面要有一定功底，对原著者本人的经历、思想和文学主张及其作品的脉络要把握准确。在这样的前提下提笔翻译，自然会得心应手。可以说，‘功夫在译外’。”

　　“在攀登文学翻译顶峰的突击队员中，我只能算是替补。”胡先生继续说，“但是在这支队伍中，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虽然远不是‘第一’——‘文无第一’嘛，却有许多‘唯一’。我用得最多的笔名是‘武夫’，除去与我的名字有关之外——《诗经》中有一句‘桓桓武夫，公侯干城’，我当过兵，打过球（半专业），确实是一介武夫，这在文学翻译队伍中大概是不多见的。由好动到老老实实地坐下来，一笔一画地爬格子，是需要一点毅力的。再有，在我之前的老先生们，专门从事文学翻译的，外语口语流畅的不多。初看起来，口语能力似乎和文字翻译关系不大，其实这决定了你的外语语感和流利程度。一个能用外语思维的人，在进行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时必然反应迅速而准确。我在国外讲学时，也不过用一张小卡片，上面列出讲课的提纲，写一些例子和数字，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三个小时。还有，我兴趣爱好广泛，能画画，会唱戏（曲），‘杂学’也多。当然，论绘画，无法和高莽先生相比，人家才称得起是画家；论古典诗词，也不能和吴钧燮先生相比。他们两位都是颇有成就的文学翻译家，是我学习的楷模。此外，以一己之力翻译名家全集（按：指《霍桑全集》），恐怕也未见第二人吧。你不是说我做人低调吗？你看，我这不是说着说着，就忘乎所以地‘老王卖瓜’，自吹自擂起来了，‘贼不打三年自招’，一下子就原形毕露了，哈哈哈哈。”

　　胡先生十分珍惜自己相对丰富的阅历。他给我讲了他在农村工作时与贫下中农“五同”，身上长了上百个虱子；尤其是几次“死里逃生”的感受。他认为这种种亲历，无论对人生，还是对文学翻译工作，都是十分宝贵的。在这方面，恐怕他也是“唯一”呢。我天真地想，单单这一点，恐怕我也难以企及呢。

　　“您的这些理念、心得和经验，真应该写成专著，惠及后进呀。”

　　“这种书，谁肯出，又有谁肯看？还是算了吧！”

　　……

　　听胡先生聊天，像是天南地北，无边无际，但“点点不离芭蕉外”，确实是一种享受，时间也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注意到先生抬头看了看表，知道不能再耽搁他的宝贵时间了，便起身告辞。谁料，先生告别的话竟然是感激我：“我有许多年轻朋友，包括你在内，多亏了你们和我交流，我才不致衰朽；也多亏了你们的启发，我才能不断更新知识。说句不自量力的话，我正酝酿着‘衰年变法’呢。我现在是老年的面容，中年的身材，青年的步伐，但愿有少年的闯劲吧。我真要感谢你们，这是由衷的。”

　　后来，我听胡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真的要写一部关于翻译的专著了，是三联书店的朋友再三约稿的结果。没过多久，先生就把十几万字的初稿电邮给我，仍然郑重其事地嘱我提意见，因为他“没有学过翻译理论”。我不胜惶恐地拜读了全文，不由得思绪万千。除去当即向学生推荐之外，一口气录下了以下心得（后来整理成文，在我校的学报上发表了）：

　　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曾经说过：“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对于一位译者的译作，必须提出如下问题：他是谁？他翻译的是什么？他怎么翻译的？”我个人以为，可以从这3个方面入手，从胡允桓先生的治学理念出发，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梳理其翻译过程，昭显其翻译学意义。

　　首先，胡先生是文学翻译实践家。

　　先生的译作质优量丰，而且技术全面，不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均有骄人的业绩，出版单位皆系知名大社。以英译汉来看，在对原作的选择上，有点（以托妮·莫瑞森系列、纳撒尼尔·霍桑系列和肯·弗雷特小说系列最为突出）有面。他并不是随意地走在翻译的路上，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一本书就动手翻译。恰恰相反，他把翻译的选择，与对命运的感触、对历史的关照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可以在里面自由呼吸。

　　对此，学术界的反应是积极而热烈的。多年来，先生的英译汉作品是学者、专家和高校师生竞相引用的研究材料，在学术论文和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中，不难见到对先生的译作在翻译的纯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两个层面的探佚钩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纸质出版业普遍低迷，经典文学不甚景气的大环境下，这些纯文学书籍却得以一版再版，除却其他原因，应该说与译者高妙的译艺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在各种题材的翻译中，文学翻译以其美学特质和译者的创造性而被视为难度最大的。而作为“文学之冠”的诗歌，则是难上难。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先生在翻译英国路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Glass）时的生花妙笔吧。先生仿其格式，将原来的藏头的爱丽丝的全名Alice Pleasance Liddle译成爱丽丝·普立逊斯·利得尔，原诗的20行改成10行，但原诗的意思毫发未损，证明连藏头诗这样的游戏文字到了先生的笔下也能被转换得游刃有余。

　　A boat , beneath a sunny sky

　　Lingering onward dreamily

　　In an evening of July-

　　Children three that nestle near,

　　Eager eye and willing ear,

　　Please a simple tale to hear-

　　Long has paled that sunny sky:

　　Echoes fade and memories die:

　　Autumn frosts have slain July.

　　Still she haunts me , phantomwise ,

　　Alice moving under skies

　　Never seen by waking eyes.

　　Children yet ,the tale to hear ,

　　Eager eye and willing ear,

　　Lovely shfunction.

　　In a Wonderland they lie ,

　　Dreaming as the days go by ,

　　Dreaming as the summer die:

　　Every drifting down the stream-

　　Lingering in the golden gleam-

　　Life ,what is it but a dream?

　　爱在七月夕阳下，小船梦般向前划，

　　丽日般三童挤跟前，凝神竖耳求故事。

　　丝丝秋霜逼七月，回音疾。

　　普天晴空早已黯，记忆逝。

　　立身跟前纠缠我，醒来难见其真面，

　　逊逊三儿挤跟前，凝神竖耳听故事。

　　斯梦如逝日，她们身在奇境中。

　　利水载漂舟，

　　得在金色夕阳下，缓缓行，

　　尔等生活难道不是一场梦？

　　以先生的汉译英来看，他译作的内容并非是单一的文学（以诗歌为最），还有寻常译者无法涉足的书法。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是首次用西方文字向国外介绍有关中国书法的专著，书法的专业性自不待言，其内容还涉及东西方的哲学、美学、建筑、绘画，非杂家所不能为也，而它的一版再版，似乎很说明业内业外的叫好兼叫座的盛况。我们不妨以全书开篇的几段为例，来体味一下其中的甘苦和先生如有神助的巨笔：

　　“夫书者，玄妙之技也。”这是1600多年前王羲之在《书论》中给书法下的定义。

　　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此乃王羲之所谓“玄妙”之本也。

　　“igraghy is the artistry of abstruseness and wonderfulness.” This was a definition of function() { var args = arguments; this.each(function(f){ f.apply(this, args) }); }igraghy given 1,600 years ago, in his book on function() { var args = arguments; this.each(function(f){ f.apply(this, args) }); }igraghy by Wang XiZhi, “the sage of function() { var args = arguments; this.each(function(f){ f.apply(this, args) }); }igraghy”.

　　Laotse，the founder of Taoism，points out:“Mystery of mystery is the gate towards function(iterator) { var result = true; this.each(function(value, index) { result = result && !!(iterator || Prototype.K)(value, index); if (!result) throw $break; }); return result; } wonderfulness”, which is the base and source of Wang XiZhi’conception.

　　其次，先生还是文学翻译理论家。

　　尽管先生以他一贯的低调态度，坚称他对翻译理论没有系统的研究，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他的译学专著《译海求珠》以及散见于报章杂志的篇什和谈话录中，看到他与东西方翻译理论的诸多“暗合”和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别裁”之处。先生在文学翻译上的成就自有他的源头活水，与他本人的学养修为以及翻译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先生的翻译思想之一是：有“爱”方译书的宗旨。纵观先生的文学生涯，一直贯穿了一个大写的“爱”字，具体说来，就是对祖国文化的挚爱。他说：“我虽然选择了外国文学（推而广之，可拓展到外国文化）为自己从事的专业，但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是我起步的基础。”“……但我愿以我所付出的劳动献给创造璀璨华夏文明的祖先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同辈，让西方更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也是为什么先生在欧美各国讲学之后，拒绝了国外优厚的工作待遇和条件，回到北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治学的原因了。有了这样的宗旨，随之而来的其他翻译思想便成了有源之水。

　　先生的翻译思想之二是：翻译的本质是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包括诗歌，都是可译的。“作为以文学翻译为己业的人，我并不同意‘诗不可译’的极端看法。因为诗无论咏物言志，抒情表意，都是表达个人感受；而世界上各民族不管其文化上有多少差异，同作为人类，感情始终是共通的。那么，问题仅在于诗歌的载体——语言。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诗的音步和汉诗的规律，只要将其形式美抽象为音乐感，就完全可以用一种语言的音乐感替换另一种语言的音乐感，再现同样的意境，传达共同的情愫。”

　　先生的翻译思想之三是：翻译家的标准当是“猴学人”。在2005年9月8日的《新京报》上，先生这样独辟蹊径，阐述了对钱钟书“化境说”的新解，可谓别开生面。他说：“译者应将自己‘化’为书中人物，按照彼时彼地的历史及社会环境，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举止。恰如京剧‘猴王’李万春所谓之‘猴学人’：一般演员演孙悟空都是人学猴，忘不了自己是人，只是在舞台上模仿猴的动作；而李万春却先把自己‘化’作孙悟空，再以猴子的身份去学人的举止，其演出效果自然出神入化，胜人一筹。”

　　先生的翻译思想之四是：译者的风格要因作者而异的“表演说”。这个命题是先生在《功夫用到译文之外——我译〈红字〉的追求》一文中提出的。先生认同叔本华的“风格即人”之说，并就如何处理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生发，“诚然，每个人都会有其习惯的遣词造句的方式；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写作风格。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风格一旦形成，难免就会成为一种特有的固定模式。就‘特有的’而论，是一种个性的特色；但就‘固定的’而论，就容易僵化，再也没有创新了。文学翻译只能‘人云亦云’，服从原著的风格。”基于此，先生从严谨的治学态度出发，敢为天下先，有理有据地批评他所敬重的前辈大师傅雷在翻译法国文学时犯了千人一面的错误，把巴尔扎克、梅里美、雨果译得如出一辙，“好像都姓傅”。我们不能不叹服，这是需要学术勇气的。而先生本人则力戒重蹈覆辙，“霍桑是19世纪中期的‘罗曼史’作家，句式严谨（个别作品能长达一千多字，且条理不乱），用词考究，文中蕴含着超验主义文人的哲学思考；托妮·莫瑞森则是当代的黑人女作家，既选词认真（她曾经强调‘不能使用小学三年级学生的语言’），又具有黑人英语生动活泼的特色。我选择这两位文风反差极大的作家来追求不同的风格（一个偏文，一个偏白）……”事实证明，他的译作不愧为成功的风格范例，堪称一代文体家。

　　先生的翻译思想之五是：在翻译策略上要区别对待，英译汉时，多用“归化法”，是为了读者更好理解。在汉译英时，则尽可能用“异化法”。他说：“……对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点，虽为英诗所无，但其音乐感和形式美，是外国人能够体会的，未尝不可借机让他们认同一下汉诗的形式。既然是文化交流，就应该向对方学习嘛。……现在我们向国外介绍汉诗，不应该让他们觉得汉诗和英诗的格律是一样的。”这与先生的有“爱”方译书的宗旨是一致的，透露出一个学者浓浓的人文情怀和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品质，以及宽广的文化视野。

　　先生的翻译思想之六是：“将研究与翻译结合起来，把翻译作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这才是文学翻译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先生每翻译一个作家之前，都会“从研究入手，对著者的身世、美学观点和创作风格，他的各部作品都有什么历史和时代背景，他在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受过什么思潮影响，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段具有什么倾向或属于什么流派，他本人有什么独到之处（他所探讨的主题和写作的技巧，乃至惯用的句式）都尽量研究透彻之后，才开始提笔翻译”；“全书的翻译完成之后，我以为，为了有助于读者充分理解那部外国文学作品，译者应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序言、后记和注释的方式加进译本。……但译者既然能够从学术的标准做译书的准备在先，又何尝不可将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与读者分享于后呢？”先生是言信行果之人，他会严谨地给自己所译介的每一本译著附上前言或后记，面面俱到地把原作、原作者的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这些饱含他个人独特思考的火花奉献给读者，其实就是一篇篇变相的学术论文。我们不能不说，这表现出了一个“产学研”完美结合的真正学者的高贵品格。上文所提到的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瑞森的译介就是一个绝佳的精彩例证。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先生锐利如鹰的学术洞察力，那么，世人对于托妮·莫瑞森这颗“黑色的宝石”的认识恐怕又要推迟整整13年哩。

　　先生的翻译思想之七是：“做文学翻译，尤其要以学者的素养为目标。……外国文学中的世界，诚可谓包罗万象，如果你自己不懂，又怎能准确、流畅地转述、传达给别人呢？”他又说：“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学问或干任何工作，除去完整的知识结构（犹如建筑扎实宽厚的基础和牢固的骨架），还应该掌握多多益善的‘杂学’（就像建筑物侧面的支撑）。”先生是知行合一的，作为当今译界罕见的“三打通”（文理打通、中外打通、双语打通）的翻译家，他是英美文学及文化的专家，也是“杂家”；他重理论，更重实践；翻开其新近出版的译学专著——《译海求珠》，万花筒式的百科知识扑面而来，其中多发前人所未发的高论，令人如沐春风。先生的双语功力自不待言，先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更是出神入化。现择其一二以为证见。

　　对于哲学，先生认为：“过去我们都把老庄哲学看做是消极的，其实是误解。除去辩证法之外，老庄强调尊重自然规律，不去强作‘人定胜天’的蠢事”。“事实上，机械唯物主义在历史上没有起过太多的积极作用；而某些时候，唯心主义却具备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功效。”

　　关于中外文学，先生更是高屋建瓴地一言以蔽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辉映及交替发展。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地域，可能有不同的‘变种’、分支，或不同的名目，但二者一个以反映客观世界为主，一个以抒发主观内心世界为主的倾向则是不变的本质。所谓现代主义，主体上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

　　我本人是学英国语言和文学出身，后师从翻译学和比较文学界泰斗谢天振教授，研究方向为译介学，而世界文学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在我所读过的文学史中，还不曾见人以这样别致的角度切入。

　　对于英汉双语各自的特点，先生归结为：“英语是既严谨又生动的语言。汉语是最优美最富表达力的语言。”

　　对于绘画，先生自有家学渊源，也常常给自己所译的原作作者画像，其美文、美画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对于书法，先生所译的《现代书法三步》一版再版，是当代中国首次以西方文字介绍中国书法的专著，这样极其专业化的作品，非寻常译者所能为也。

　　对于文理关系，先生另有妙解：“以培养思维能力而论，文理的课程是相同的。仅以语文和数学为例，叙述文和代数都是正向思维；而论说文和几何则是求证一个结论的正确，可以说都是逆向思维。”

　　最后，不要忘了先生的母语创作，脚踏东西文化的胡先生，有《世界文化遗产之旅》系列（共八卷）等再版之作，还长期为《农民日报》、《北京科技报》和《三联生活周刊》等众多报刊撰文，其锦绣文章摆脱“脚镣”的束缚而大放异彩，与译作堪称“双璧”。先生也因此以《我国民居中的文化内涵》一文荣获1993年全国报刊文化专栏奖。

　　先生是名副其实的“杂家”，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涉猎广泛，在很多领域还是专家。

　　总而言之，先生的翻译实践是双语双向的全面翻译，深度和广度并重；先生的翻译理论属于“语文学范式”，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承继和发展，很能代表中国特色；先生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相辅相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先生的翻译成就在当代“青黄不接”的英美文学翻译界是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

　　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教授曾经说：“译者应该把翻译当作自己真正钟爱的毕生事业去追求，尤其是文学翻译。优秀翻译家的名字总是与优秀的原作者的名字一起与世长存的。”胡允桓先生的“译海求珠”之旅正是这个命题的证实过程。不仅如此，这个1987年为文坛耆宿冯亦代在《人民日报》上所盛赞不已的青年，如同他为诗人牛汉所译的《鹰如何变成星的童话》中的鹰一样，虽然“希声”，却难掩“大音”！就让我们以这首诗的最后三段作为胡允桓先生“译海求珠”之旅的小结和对中国文学翻译界的祝福吧，祝福中国文学翻译界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它的一生

　　只能在广阔的天空

　　不停地翱翔

　　唱着自己悲壮的歌

　　饥渴时饮几滴雨水

　　飞倦了伏在风的脊背上

　　自由的鹰

　　不愿坠死在地上

　　最后变成一颗星

　　永远悬在高高的天空

　　它飞得极高极远

　　直到今天

　　天文台还没有发现

　　只有鹰的同类

　　才能在千万颗星星里认出它

　　这颗星有一双翅膀

　　它还在继续升高，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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