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分级关涉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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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的电影观众来说，最扫兴的事莫过于在影院观看影片时突然遭遇画面删剪了，与之相关的电影分级话题，也向来惹人关注。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某网站对2032名网友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9.9％的人表示支持中国电影分级，持“反对”和“无所谓”意见的，分别仅占5．9％和4.2％。38.6％的人认为用电影分级取代“儿童不宜”是社会进步。（《中国青年报》2月26日）

　　这项调查虽不足以代表整个民意，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建立电影分级制度的必要性。法治社会，不能由政府单方面决定公民可以观看什么影片内容，因为这会被视为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犯。而政府要摆脱传统电影审查制度的种种弊端，亦需由直接插手干预转变到提供规则治理上来，以寻求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对影视作品的审查，主要由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人员负责，以决定能否公映或哪些内容需要删减。这些审查者既非影视界公认的艺术权威，也非民选代表，其审查标准也未得到民众的认可且并不明确，这种由极少数人决定绝大多数人的闭门审查方式，在公共利益的名目之下，极容易抑制影视艺术创作的自由，并限制到公民权利的享有。

　　然而，作为一个“舶来品”，电影分级的引进会否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审查”？从本意上看，分级并非对所有“露点”影视的彻底禁止，而是根据影视内容含有色情暴力的成分划分为不同的观看对象。既然如此，分级的标准由谁来定？分级的具体实施又由谁来执行？事实证明，正是在这些关键环节上，民众担忧颇多。

　　以性为例，在公共领域如何表达性，由于涉及公益道德，各国法律一般会依照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接受程度，既要保护正当、合法的性表达，同时又要禁止那些可能导致青少年身心损害的性传播，此时政府就面临着表达自由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难题。比如影视对人体的描述，到底是艺术的追求还是色情的糟粕，就不太好认定。如果像倒洗澡水一样把孩子也倒掉，那么公民探索艺术的空间必然会被扼杀。

　　从国外来看，对于电影分级标准的确定，往往并非政府说了算，而是将审查的标准交由民众讨论决定。美国在1957年的罗斯诉合众国案中，引入了“社区标准”，将确立作品是否属于淫秽的决定权，交给来自同一个社区的人共同组成的陪审团或委员会。此前，对电影审查的政府审查委员会，也一般由商人、教育家、社会工作者、俱乐部妇女等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之所以如此费尽周折，乃因为电影审查的背后关涉公民宪法权利。不仅如此，美国的电影分级制被冠名为美国电影协会分级制，其正式分级标准是美国电影协会（MPAA）在1968年确立的。这意味着我们所要借鉴的分级制度并非一种政府管控方式，而是电影行业自治的一个内容。

　　另外，纵观美国的电影管制，从1907年芝加哥电影审查法开启美国地方政府电影审查时代，到1968年联邦最高法院的两例判决正式确立起分级制度，这漫长的历程中，法院的态度经过了由“商业电影不属言论自由”到“赋予电影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转变，这凸显出司法在解释宪法和推动电影分级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难看出，要推动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逐渐成熟的行业自治环境，需要一套由民众参与讨论并认可的法定标准，还需要一支能够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力量。这三个因素在实现电影审查向分级演变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现在看来，我国的电影行业自治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立法标准还不够精细明确，司法审查更是面临着宪法诉讼的障碍。所以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分级制度，可能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