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淑丽：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崛起

　　谢淑丽 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崛起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制度改变中国，这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渐进地、和平地发展，没人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危机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谢淑丽（Susan Shirk）197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美国研究生访问团的一员，她受到总理周恩来的接见，20多年后她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成为克林顿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

　　如今谢淑丽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政治学教授。

2007年，她的《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引发广泛反响。有人说她给中国贴上“脆弱的超级大国”标签，可作两种解释。其一是奉劝美国，中国内部问题多多，别误以为它想取代美国；其二是提醒中国，想成为超级大国，首先要解决好内部问题。

　　没人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危机

　　我在政府任职的时候，美中关系有三个最重要的议程：防止核扩散、贸易、人权问题。当然，现在来说，第一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成了大头，第三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内政，所以更为困难。

　　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更多是出于中国自己的选择，而非国际社会的压力。我们很尊重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但仍然觉得在某些最低标准上有改进空间。而另一层面的问题还包括加强司法力量，让法院系统更有权威，更专业化。所以克林顿政府会选择与中国合作，通过技术培训来加强中国司法机构的力量，而非单纯在政治上施压。

　　我们在政府工作时，会经常性地做一些劝说工作。我们会对他们说，你可以因为经济成就而令世界刮目相看，但只有接受普世的规范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他们则会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且会说，你们关于人权的标准过于集中在政治权利上，经济权利却不够重视——我认为，这种看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的。

　　不过，我们的民众希望我们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经常性地作一些演讲。我们并不期待这些演讲会对改善现状有推动作用，但这是美国民众希望听到的。你知道，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不同，很多美国民众并不信任中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可以更容易地与欧美打交道。

　　我想我们对中国抱有切实的期待，没人指望它一夜之间就变得更加民主。

　　当邓小平1979年来到美国时，每个人都非常支持他、支持中国，他成了当年《时代》的年度人物，因为他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现在中国政府能够宣布一个渐进的方案或至少让前进的方向更明晰，我想情势会大有不同。

　　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相信的制度改变中国，这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渐进地、和平地发展，没人希望中国出现政治危机或者暴力革命。我想说的另一件事是，我尊重稳定的重要性，但正如克林顿先生1998年在北大演讲所说，真正的稳定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应该来源于人民的同意。

　　现在，对于美国的政界商界人士来说，我想，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还是经济。人们希望和中国保持好关系以帮助美国复苏经济，他们认识到合作将是我们渡过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想，北京的领导人很明白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而且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地方官员有其自身利益，中央政府如何监管他们、让政令畅通，这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中国太大了，仅凭官僚系统层层下达命令去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在宪法上，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从地方层面来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权力比联邦制国家下的地方政府还要大。

　　中国需要更多信息传播渠道

　　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印象深刻。我想，总体看来中国起的作用非常有建设性、非常重要。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中国的崛起令一些国家感到威胁，他们很努力地消除这种感觉。他们的工作，可以打高分。即便在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上中国的政策也越来越务实，这让中国赢得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也让中美更好地合作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去年人们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但其实过去10多年它一直处在上升通道中。我想，这种情况部分是随中国国力增强自然发生的，另一部分则和爱国运动有关。

　　民族主义并不总是负面的，它也可以成为正面的力量。在地震中的携手互助，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而当中国人为奥运、载人航天飞船感到自豪时，民族主义都是很好的、健康的。

　　当然，民族主义这个词本身有一个略含贬义的隐喻，我们总是说，我是patriotic（爱国的），而你是nationalistic（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潜在威胁是排外，它可能给政府压力，迫使它选择一些并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奥运会前，中国网民都在抱怨和抵制CNN及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不管这是对是错，外交部发言人确实站出来说了一些批评西方媒体的话。就在大批外国记者将要采访北京奥运前夕，这么做其实很不明智，也不符合自身利益。我曾经问过一位高级官员：为何中国政府要表态？让网民表态就好了嘛！他告诉我，你不明白，网民不只在批评CNN，也在批评政府无作为、表现软弱。正是这种压力让官员觉得有必要回应，即便这种回应不利于国家利益。

　　总有人告诉我中国的年轻人只想着赚钱，只关心他们的职位，不真正关心政治。我不这么认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太有限，而互联网就是一个出口。

　　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有时会发现，从网络上得到的信息比内参更真实可靠。他们并不会完全相信内参系统，可能更倾向于认为，网络意见更有代表性，也容易对这些意见作出过大的反应。但你知道，喜欢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在任何国家都是相对极端的，他们是存在偏见的。如果中国有更多自由表达意见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或许可以避免这种偏见。

　　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威胁，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而且这种担心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而继续增加。

　　我总觉得制度比文化重要。我197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那时没人努力工作，去建筑工地，会发现工人都在晒太阳，但现在每个外国人都会说，他们真努力！一样的文化，但激励体制不同了！

　　美国人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太长时间了，中国的崛起是他们必须学会适应的，我与奥尔布赖特（美国前国务卿）共事时，她会说“多极化”——这个词是中国愿意提及的词。我们正在进入需要合作的世界。当然，当球场上选手越来越多，合作也就越来越困难，但方向就是如此。我也希望，美国的新一届政府能够做得比他们的上任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