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怀念我的第一份工作(图)

　　3月1日，由全国妇联等单位主办的“新生活、新女性”2009年现代女性大讲堂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开讲，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发表演讲。（新华社记者何俊昌摄）

　　于丹在现代女性大讲堂上谈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称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认为那是她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她边回忆边教育听讲的学生，如何在逆境中接受现实、建立价值。

　　第一份工作与曾有的生活天壤之别

　　面对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于丹以大师姐的身份跟谈了她的就业。“整整二十年前，1989年，我就业了。我就业的时候，我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样的呢？在那一年，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为了让大学生锻炼，你们听说过讲师团吗？就是要下放。我赶上的这个还不是讲师团，我们分的工作很好，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分在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这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因为我当时是古典文学先秦两汉方向毕业的硕士生，那时候硕士毕业能找到的工作应该非常好。但是，我们是要下放锻炼的，我们的锻炼可不是说打起包来锻炼俩礼拜就回来的那种，我们是带着户口，下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南郊一个叫柳村的地方，真的是一个村里，而且是带着户口下去的。那时候如果大家锻炼得、表现得很好，可能就陆续回来，如果锻炼得不太好，可能就多呆一阵子，呆多久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

　　“我那时候经历了多大的心理落差呢？我从上小学到硕士毕业，这十几年间，一个人在学校里面风花雪月，你们能想到中文系的女生，都是浪漫得不着边际，恨不得不吃不喝，光凭着吸风饮露吟点诗，然后像林黛玉那样埋埋花瓣日子就能过下去了，我们那时候就过着这种日子。我那时候长发披肩，每天脑子里全是诗词歌赋。我下到柳村，拎着一个塑料网兜，里面放着脸盆，叮叮当当地走在一条土路上，那条土路上很长，土路两边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狗，但是我也绕不开它们，因为旁边是庄稼地，我就往里走，那个狗不停的冲上来，吓得我腿肚子转筋，哇啦、哇啦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走了一半，出来了我在柳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叫张金锁的农民，他看了看我，很不满意地嘀咕了一句说，“喊什么喊，看把狗给吓得！”我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读的卡夫卡都白读了，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第二个反应是说，我还行啊，我也能把狗吓着，原来它也怕我，我还以为只有我怕它呢。我从那时候以后就不怕狗了。”

　　“进了柳村以后，住在长院上，四间小屋，我们九个，各个名牌高校分下来的硕士毕业生，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大家天天住在这里，开始在印刷厂干活。这一干活，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见不着字，我们念了那么多书，其实我们在这里干的活是见不着字的，是纯体力活。女孩子是用汽油擦地下的油墨，男孩子是扔纸毛子，裁下来的废纸边，那时候特别简单，油墨滚子的油积多了之后让我们咔嚓咔嚓，我们那时候有多笨呢？我们那时候干活多认真啊，人家是简单的把油墨咔嚓下去就行了，我们给人家滚子都咔嚓成白的了，而且一棱一棱，都成多棱体了，人家工人真是看不起我们那样笨读书的人，说让你们干点活儿，把这圆的咔嚓成多棱体了，这不都报废了嘛，我们还觉得挺委屈，我们认为咔嚓不净是不行的。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儿”，就是那种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咔，下去以后，把它抡起来，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十几条血口子，但是你不能带手套的，人家手上都凭着点汗带起来，但是人家大姐手上都有茧子了，我们这个手一下子血就下来了，但是这个活儿你得干，而且我们肩膀没有劲，那个活多重啊，天天那么抡啊。这是我们当时干的活。”

　　“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

　　于丹谈起第一份工作，认为从中学会了三样东西。“其实我要跟你们讲，你们觉得今年就业很难吗？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而我这份工作可不是干个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我是干了一年半。但是我要跟你们说，这一年半中我悟出了什么。我到现在认为，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我现在对那段岁月心怀感恩。我在那里学到了三种东西，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迅速地接受现状，建立自己的起点。”

　　“人不要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啊，多不公平啊，我今年老听人家说，怎么就我们这波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我要说，我们之前好象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你问能改变现状吗？要迅速地接受下来。有你那样迷惑不解、怨天尤人、怨声载道、到处追问的时间，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所以学会接受现状，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被动、唉声叹气地去忍受，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想建立什么价值呢？那就一定要建立你自己最有特点的价值。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听见有人给我们车间主任拿了一个书稿，说你们看谁能校对这个书稿，这是书稿的价值是一般的五倍，看着看着就扔了，说十倍也没有办法，谁能看懂医古文呢？我…说，宋主任，让我看一眼行吗？我说你看也不懂，就扔给我了。我是学先秦的啊，我翻开那个的时候，如见母语啊，我们多久没有看见字了，在这里看见古文了！我们一起分下去的有一个北大先秦硕士毕业的男孩子，姓马，还有一个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下去的孩子，姓苗，我把他们哥俩叫过来，说你看咱们三个能把这个活干了嘛？车间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给我们忙了半天假，就在堆纸的小阁楼上，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给人家了，我们居然就把那本医古文给人家弄完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我现在想想，一个刚刚从大学里出来，趾高气昂，不接地气的学生，到基层去和工人、农民交交朋友，这不是说大话，真的是挺好一件事儿，他会告诉你朴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后来说的张金锁跟他媳妇，两个人天天跟我们聊天。我记得张金锁24，他媳妇25，我们都是同龄人，你听听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在想什么。而且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气足多了，他媳妇天天拿着棒子面做的这个那个，特别香，带着我们一块儿吃。我记得那时候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从叫小姨的，到叫姐姐的，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我们开班似的，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特别亲切，我们的门没有插销，被子经常被大姐们抱走了，拆、洗、晾，拍的蓬蓬松松的给你抱回来了。我们的自行车经常被大哥推走了，我记得自打我到了柳村直到回来，我都忘了自行车还要打气，永远有人给把气打得足足的回来，永远有人给擦车。我们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给补功课的那些孩子，一会儿捧来一大碗粥，一会儿捧来新烙的饼，各式各样的吃的，堆在那里。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享受生活。”

　　“你要从这个生活里面发现当下的乐趣。第一个阶段是接受现实，建立价值。第二个阶段，你不仅要有价值，而且要有生活的欢心。”

　　“既然你现在走不了，你就把日子过得了和一点，我们既然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咬牙切齿皱着眉头在这里呢？我们不能快乐的在这里吗？所以我们开始在那儿和大伙交朋友、玩儿，特别高兴。我们用电炉子煎鸡蛋，我记得黑灯瞎火地，我给他们煎鸡蛋，拎一整塑料袋，那时候盐特别少放在旁边，他们吃着，觉得不错，说就是不够咸，那多放点，吃了一晚上，我们外头的鸡蛋壳堆的跟小山似的，第二天上午才发现煎鸡蛋放的是洗衣粉。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这事儿很严重啊，以我们吃的洗衣粉的量，可能喝口水就能吐泡了，但是也过来了，你说人的心理暗示挺有意思吧，给他多放点洗衣粉，居然觉得盐够了。我们当时过的挺乐呵的。我们当时拎的大砖头的录音机，我们那时候听崔健的摇滚，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吼1234567，我们那时候唱花房姑娘、唱一块红布，就是那个岁月，即是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的初期，仍然是浪漫主义的梦想可以精彩飞扬的年代。我们在那个地方，四间屋子，我们为什么后来挺快乐？第一间，很挤，我们的男孩子很绅士，四个男孩子挤在第一间里，三个女孩子住第二间，两个女孩子住第三间，把一间腾出来做我们的图书室，我们开始从家搬去大量的书，我们在那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叫我们家的家史，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日子变得快乐而且从容。大家知道要读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完成跟大家的融合，去享受那种快乐。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谊，因为我们走出了单纯的校园，在那里你们也会看到人性的尔虞我诈，当地也有一些掌握了我们户口的坏人，要整治我们，成天想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办公室去，我们都不想去。怎么办呢？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在工人里面认哥哥，让哥哥们保护我们，我们就是不去，我们愿意在车间里干重活。然后人家调令来了，我记得有一个独眼龙，黑黑瘦瘦，面貌近乎狰狞的一个工人大哥，那个田大哥堵在门口，拍着胸脯说，我不信，我一个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这都是我们亲历的生活。我为什么说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真的非常快乐？因为其实我后来直到今天，我都很惭愧地说，我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阶段能够和草根阶层完成这样一种水乳交融。那种时候，你觉得你是他中间的一员，你吃的喝的都是他们的，你受他们的保护和恩典，那种时候，你跟他们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人。所以，其实大家知道，有那么一段日子，如果你们会想说，这从上小学一直到硕士毕业，根本就没有离开校园的，一下子给扔到村里，这日子怎么过呢？你去发现价值吧，不仅有价值，而且有快乐，而且有尊严。”

　　“第三个阶段，就更高级一点，你说你日子也过好了，也挺乐呵了，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就去建立你自己个人心灵上那样的一种真正带有光芒的、属于未来的那种个人的人格和品质。你要去做更多更多的东西。所以第三步是心灵价值系统的建立。”

　　“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拿手写。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叫《东方闲情》，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比如说下棋、赏画、品茶、听戏、古玩、金石篆刻，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我落笔写的是那一章题目是《红曲书上》（音）“曲书”就是地毯，红曲书上是演昆曲的地方。时隔18年之后，我后来写《游园惊梦　昆曲艺术之旅》，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写昆曲呢，我想说更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写这些东西了，那跟周围的范围完全不同，但是你可以建立一个心灵的空间。我那时候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呢？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在工厂里，我那时候头发厚厚的，长长的，盘起来，穿上靴子，穿上工作服去干活，干得挺乐呵。后来不干累的活了，都是技术活，挺高兴。到下午五点来钟，下班了，女工们一起洗澡，洗完澡以后，那么厚的头发得晾，天不是太冷的时候，我就骑着我的二六的小女车，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我们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把西瓜放在车筐里，夏天是白布的裙子，春秋是牛仔装，在村里骑着，看的是炊烟，看的是麦浪，听着是都是孩子奔跑和高门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大概有半个多钟头，头发也半干了，回到我的小屋里，把西瓜一切两瓣，拿勺子吃一半，然后坐下写我的书稿。写着写着你听长院上热热闹闹的人群，然后灯亮起来了，逐渐人都散去了。我写到晚上十一、二点，想关关灯，通通气，放放风，把屋门打开，灯全关上，拎着一把高背大木头椅子，长院上就一盏路灯，我放到路灯的正中间，坐在那儿很悠游地想想今天的日子，把剩下的半个小西瓜吃完，然后就可以回屋睡觉了。在后来的那段时光里，我觉得我过得很田园，你可以在那里可以写书，你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一种光芒。我记得有一次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车回柳村的路上，那个早春，周围还一片箫瑟，从新街口那条街上穿过去的时候，两边都是烤羊肉串的小摊子，烟熏火燎，早春的枝干还没有冒出绿色。就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一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1990年，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刚刚在大陆发行，那时候没有CD，只有盒带，8块钱一盒，我身上就10块钱，我买了那盒盒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你抬头看看天空，你会真的明白，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第一份职业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长，直接就坐在那里看稿子，面对古籍也许不是今天的我，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会少了什么呢？就是少了感恩。柳村的经历给我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是让我学会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任何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份。但一旦给你，就是情份。可能人家大姐给你熬一晚棒子茬粥……只要是情份，就会感恩。如果没有这段日子，我们就这种日子，在大学里走下来，会觉得我得不到什么都抱怨，得到什么都是本份，如果那样想的话，你就惟独少了感恩。所以大家觉得今年的就业难吗？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的就业，我的第一份工作，从198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91年的年初，我整个90年是在那里度过的。这段日子我现在很怀念，非常喜欢。（整理/唐露薇）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