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林喆走进122个贪官内心 体验反腐心力交瘁

　　女学者林喆走进122个贪官的内心

　　 本刊记者 邢婷

　　这是一间男性学者无法克隆的办公室：书柜、写字桌、窗台上，精心摆放着二十多种憨态可掬的毛绒玩具，墙角的衣架上挂着几顶色彩鲜艳的帽子。

　　但更多时候，她生活在一个焦虑的世界中。不断出现的腐败、权钱交易等现象常让她眉头紧蹙。学术会议、公开演讲以及在各种严肃媒体上，她频频发出一针见血的点评。

　　她，就是国内著名的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喆。她用自己十六年的“摸爬滚打”，见证了中国从讳言腐败到全民反腐的曲折与艰辛。

　　心力交瘁的反腐体验

　　2009年1月，林喆的第四本反腐学术专著《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修订本）》正式出版。除了对“裸体做官”、官员走穴等新兴腐败现象予以关注，该书首次以表格的形式对近20年来国内122名官员贪腐案的情况进行了汇总，将每一名贪官的姓名、职务、案发年龄、案发时间、案情、惩罚结果等信息都详细列出，触目惊心。此前，林喆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自己从不同情贪官，但在写这本书时，她却首度为贪官落泪。这泪水，更多的是惋惜。

　　从2008年9月起，为了解这122名贪官的犯罪事实，林喆利用报纸、杂志、网络等方式积累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并通过它们艰难求证着每一个细节，前后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她坦言，这是一项“压抑和痛苦的体验”，自己在查询每一名贪官的经历时，如同亲历了他们“苦难的童年，奋发的青年，成长的中年，悲惨的老年”。其中一些案例，她至今记忆犹新：

　　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曾是战斗英雄，但他的人格最后却扭曲得一塌糊涂。他花50万元在北京某花园小区买了套49平方米的房子，将受贿所得的4000余万元现金存放于此。由于不放心，他每周还要去看看，坐在堆放着钱币的房间里，感受内心的愉悦⋯⋯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本是个孤儿，靠着乡亲们的抚养长大。当他因受贿500余万元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到曾任职的安徽阜阳，民众竟奔走相告，以示庆祝⋯⋯

　　那是林喆反腐学术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每天从清晨五点忙到午夜，临到完稿，她总是几近虚脱，甚至“发现自己不会笑了”。深夜，独坐在电脑前，审判席上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常让林喆内心涌起无法抑制的冲动，她真想去监狱采访正在服刑的贪官：“你第一次伸手是怎么想的？”“在你贪腐过程中是否有人提醒过你？”⋯⋯

　　1995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宝森自杀后，有人请教反腐作家张平：“为什么自杀的贪官这么多？”他的答复出人意料：“其实反腐者自杀率远高于贪官自杀率”。当年，林喆曾一度视这句话为“笑谈”，可当自己也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十余年后，长期被阴郁之情笼罩的她终于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反腐的整个体验就是心力交瘁。”

　　“闯”进反腐的大门

　　林喆出生于上海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分校校长等职。“文革”中，林喆家三度被抄，全家六口人被迫从舒适的洋房迁到仅12平米的低矮民宅。走在路上，“狗崽子”的唾骂声也总是不绝于耳。每当这时，林喆总会小声提醒妹妹：“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把胸挺得高高的。”

　　年少岁月，林喆脑海中形成了“公平”、“正义”的概念。在她看来，“这段经历可以解释自己对腐败导致的不公平等现象的天生敏感和激愤”。

　　1969年，林喆加入到南下云南插队的知青队伍中，在玉溪的田间、工厂里接受锻炼。9年后，她如愿考上云南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随后留校任教，1989年调入上海社科院法学所。1992年，林喆“遭遇”了自己学术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次转折。一次，林喆偶尔参加社科院定期主办的内部通风会，大概有20多名研究人员、老干部与会。会议通报了当时全国一些官员的腐败问题，他们贪腐数额之巨大、情节之严重，显然大大超出了与会老干部的想象。通报结束后，会场陷入了沉寂。

　　许久，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站起来，颤抖着嘴唇发问：“战友们，怎么办？”“杀！”一位白发老人紧握拐杖用力往地上一戳，低沉、苍老的声音从喉咙里传出，在不大的房间里撞击、回响。林喆被这一幕惊呆了：“我当时就想，得研究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些老人痛恨腐败怎么到了如此程度？”

　　说来也巧，这个念头在林喆脑子里浮现的第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的约稿信为她提供了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契机。那一年，被林喆视作自己正式开展反腐研究的“元年”。

　　大门敞开着，林喆“闯”了进去。

　　越阻拦，越坚定

　　林喆还记得，那一次，自己接到的任务是写一本能让高中生看懂的关于腐败的畅销书。可她没想到，随着对腐败现象研究的逐渐深入，自己研究的侧重点转变成了权力本身。她越来越肯定，腐败的实质是权力腐败。而这，显然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识范畴。半年后，当林喆带着自己第一本书稿《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前去履约时，当初约稿的编辑满脸质疑：“腐败和权力有什么关系？腐败就是腐化啊！”

　　那时的中国，“腐败”还被视作公开讨论的禁区，“生活腐化”则囊括了几乎所有“落马”官员的罪状。为了让自己的著作得以面世，林喆开始了漫长等待。妹妹林喆珏则评价姐姐：“她性格中有非常执着的一面，别人越阻拦，她越坚定。”林喆不记得自己将书稿寄给过多少家出版社，但她记得，对方不是断然拒绝，就是到最后一刻放弃。

　　1997年初，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查处。借着这样一波高调的反腐舆论，林喆的书稿在旅行了大半个中国后终于得以出版。

　　让林喆始料未及的，是市场对这本书的追捧，以及在学术界引发的轰动。上海纪检部门的一位女处长读完这本书后专程找到正在复旦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林喆，语气激动地与她讨论反腐问题，“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并一直追问，‘该怎么办’”。林喆还被聘为上海纪检部门特邀研究员，经常和纪委同志就反腐之道彻夜长谈⋯⋯

　　原本，强烈的社会反响已经为这本书赢得了一个部级奖的荣誉，但主管部门某领导却仍以“主题太敏感”为由，在颁奖前一天将该书从获奖名单上划去。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林喆异常平静，在她看来，“出版的艰难和评奖的无望，多少折射出当年国内反腐研究步履维艰的状态”。

　　不过，这本书的出版，终究成为林喆反腐学术生涯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之后，她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权力走向腐败的过程”转移到对腐败犯罪这一腐败的极端形式的关注上，并相继出版了更多的反腐著作。

　　很少有人注意到，林喆当时的攻读方向是黑格尔法权哲学，反腐研究仅仅是她的一个副业。有学者曾表示，“反腐学者的身份比较尴尬。由于种种原因，反腐研究只能作为副业，相关研究成果也无法被纳入学术成果。于是，这十几年间，很多学者只是‘路过’，很少人最终留下来”。但林喆不允许自己仅仅只是“路过”。

　　2001年后，随着反腐形势的好转，林喆的反腐研究更加全面、系统，中外媒体记者也纷至沓来，就种种腐败现象向她发问。这些，对林喆来说都可游刃有余地应对。然而，最令她困扰的，是来自各地群众的求助信。200多封信，她每一封都妥善保存着，一些信封上还写着“控告”二字，但其中很多还没来得及拆开。“准确地说，是‘不敢拆’。”

　　林喆坦承，作为学者，自己能力有限，只能在发现问题时竭力呼吁，却没有时间和精力一一进行调查。“这让我常常有种无力的感觉。”但她也欣慰，尽管自己在16年前无意中被推到反腐前沿，一路走来也十分艰难，但“很高兴自己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了一点作用”。

　　本色生活

　　因为不敢让自己在反腐研究这一沉重的世界沉浸太久，林喆喜欢不时将自己转换到另一个相对轻松的世界中，“快乐，幸福，常常想唱歌”。在她看来，自己之所以这样，绝不是为了逃避或释放压力，而是天性使然，以及家庭的熏陶：“父母一生遇到很多不公平对待，却从不抱怨，即使是在‘文革’中，再苦再难，家里也时常响起歌声。”

　　更本色的林喆是这样的：在一家咖啡馆和友人喝着咖啡，她会突然向友人发问：“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想冲到大街上，展开双臂对过往人群大喊‘我是多么爱你们！’”没等对方回过神来，她认真地说：“这种感觉我常常有。”

　　在许多人眼中，林喆坦率得“可怕”。她几乎不结交官员朋友，因为“无事可求”，更因为多年的反腐研究使她对一些官员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有官员想和她拉近关系，她总不忘提醒一句：“小心哪天成为我案例的主角。”在中央党校给一些厅级干部讲反腐问题时，她会告诫：“一定不要买官。如果想买，实际上是虚设了两个前提：一是卖官者不会出事，但他不仅卖给你，也卖给别人，出事是必然的；二是一旦出事他不会揭发你，这也不可能。盗亦有道，但贪官无道，为了减轻自己的处罚，他必然会把你供出来。”

　　即将结束采访时，林喆告诉记者，4月，她将回到自己40年前生活过的地方：云南。回忆往昔到动情处，林喆哼起了一首傣族民歌：“春雨呀，春雨过后出太阳⋯⋯”那是当年她第一次走进一个叫琳琅的村落时，傣族村民唱起的欢迎曲。跟着他们，少女林喆学会打赤脚在田间耕作，学会真诚地与万物相处。打这以后，反腐学者林喆每读到“公民”一词，眼前总会浮现出村民们的面孔。在她心中，自己从事反腐研究的终极价值目标，正是为了保障千百万和他们一样的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