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与一座博物馆

　　一条河与一座博物馆

　　访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馆长董觉华

　　■观察记者 戚永晔

　　在京杭运河南端终点标志的拱宸桥之畔，矗立着一座风格别致而又大气的博物馆，它的名字叫做“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对于杭州大手笔打造运河金名片的前前后后，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也起到了见证人和助推器的作用。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运河博物馆馆长董觉华。

　　观察记者：作为运河南端一个新的人文标志，运河博物馆的建成万众瞩目，能不能谈谈博物馆是在怎样的环境背景下修建的？

　　董觉华：最早要追溯到2002年，当时，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把运河（杭州段）的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列为“十大工程”之一。运河综合保护与整治一期工程—“一馆两带两场三园六埠十五桥”全面开展。当时的“一馆”，指的就是运河博物馆。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一直把运河博物馆的修建纳入运河改造的工程中，是新运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006年，运河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作为杭州市首期运河综保工程的开篇之作，拱墅区区委区政府下拨专项资金建造，旨在建设成国内首家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打造成运河文化的展示窗口，运河文物与运河史料的收藏中心与研究中心。

　　观察记者：目前运河博物馆侧重展示着哪些运河的人文历史遗存，拥有哪些展品？

　　董觉华：运河博物馆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地收藏、保护、研究运河文化资料，反映和展现大运河自然风貌与历史文化。 整个博物馆建筑面积10700平方米，展览面积5000余平方米，以“运河推动历史，运河改变生活”为陈列主题，分序厅和“大运河的开凿与变迁”、“大运河的利用”、“大运河杭州段的综合保护”和“运河文化”四个展厅，其间穿插“漕运故事半景厅”、“运河模拟游舱”两个多媒体展厅，将文物史料与高科技巧妙结合，生动地再现古运河曾经的繁荣景象。

　　运河博物馆既是一个运河文化的展示窗口，同时也是运河文物与运河史料的收藏中心与研究中心。博物馆收集和珍藏的文物包括五类：一、与运河漕运直接相关的文物，如苏州府官斛、“日进千金”小升；二、与运河水上运输相关的文物，如余锦洲老行水单、“顺风快利”船票等；三、运河出土文物，如大关桥北出土唐开元通宝钱、运河出土宋代瓦当等；四、运河水上人家生产及生活用具，如竹编酒葫芦、船用水桶等；五、沿运河城市文物及工艺品，如明嘉靖三年临清大青砖、扬州漆器雕屏等。

　　观察记者：博物馆建成后的运作情况怎样，发挥着哪些重要的功能？

　　董觉华：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是目前国内第一家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国家文物局认为它的建成填补了博物馆界的一大空白。

　　开放迄今，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已接待社会各界观众超过170万人次，观众纷纷反映，运河博物馆的陈列内容丰富，设计陈列手段新颖，参与性强，而且注重人性化关怀，是近年来举办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博物馆。不仅为广大民众了解深厚悠久的运河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场所，同时也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乡土历史教育提供了一个社会课堂，对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助威造势也不无裨益。

　　有不少市民看了展览后纷纷给博物馆留言，认为参观了博物馆之后，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和文化。更有不少青少年观众写下自己的参观感受，为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一条伟大的运河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观众们这些热情洋溢的留言，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更增添了我们要继续将这项工作做好的信心。

　　除了办好基本陈列外，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又配合大运河申遗的形势，积极引进或主办各种与运河文化有关的临时展览，迄今已推出“古河新韵—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成果展”、“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天堂杭州运河美书画展”、“运河申遗门券展”、“京杭大运河人文休闲卡展” 、“梅之缘日本纸芑”等临时展览。

　　观察记者：运河申遗是眼下的当务之急，作为运河文化的保存和研究机构，运河博物馆承担着这个大规划里的很多工作，能不能谈谈运河申遗的前景、意义和价值？

　　董觉华：2006年5月24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闭幕式上形成的“杭州宣言”中，有这样两段话，可以理解成是对京杭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概述：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名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保护好京杭大运河，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观察记者：在运河申遗的道路上，您觉得还有哪些困难存在？

　　董觉华：虽说时下关于运河申遗的话题热得发烫，有些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更是信心满满，大有两三年内一举拿下不成问题的雄心壮志，但冷静下来思考，大运河申遗，存在的困难不小。

　　首先是“一国一项”制度的制约。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遗产申报制定有严格的评审程序，而且每年参加评审的名额有限。十几个城市对大运河提出了“申遗”申请。其中有些项目，早在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做申遗的准备了。

　　另外还有个严峻的形势不容低估，就是世界遗产组织对中国保护世界遗产的决心和成效有了一些偏见。中国已经申报成功的一些世界遗产项目，由于当地政府的保护管理意识薄弱、开发获利观念当头，近些年遭受到严重的人为破坏，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以上所述，还只是就申遗的外部环境而言。回到大运河这个申遗本体来说，困难同样不少。

　　首先是定位的问题。大运河申遗，究竟是申报文化遗产，还是自然、文化遗产双遗产？还有一个大困难，在于其存在形态。大运河是个典型的线性文物古迹，从北京到杭州，连绵一千多公里，跨越四省二市，沿线有大小城市二十余个。这就给它的综合保护与申遗准备带来了许多困难。所以国家文物局对大运河申遗，提出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沿线城市联合起来“整体申遗”。 “整体申遗”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极大。就我所考察过的十六个城市而言，对于大运河申遗，每个城市的积极性都有差距。所以大运河申遗的一大困难之处是，如何使得沿线城市，尤其是这十八个主要城市，真正地统一思想，步调一致，有劲往一块儿使。还有一点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在申遗之前，也要评估一个“成本”问题，只能说大运河申遗意义是深远的，但是也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