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杨速炎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不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因为中国所面对的是至今为止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逾越的一道门槛，即“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进入

　　“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变动最为剧烈的一年，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一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再加上地产周期、存货周期、资本性支出周期、证券市场负财富效应等多周期因素叠加的影响，致使中国的经济增速从年初的快速增长转变为年末的急剧下滑，这种下滑态势有可能持续两到3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将呈L型走势，而比周期性下滑更严峻的挑战是，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正在日益衰退。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以及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据统计，2002—2007年，我国GDP实际增长67%，能源消耗总量增长75%，这种高能耗的增长动力已经无法持续。而从人口红利来看，中国经济活动人口比在2005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08年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未来将显著提升。为了保持粮食安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带来GDP增长的所谓“土地红利”释放速度也将显著放缓。恰好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

　　按照这一定义，人均GDP900美元的国家，即为低收入国家，从9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都叫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里，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从900美元到3500美元左右，这是低的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在35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称之为高的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是非常大的。现在低收入实际上是少数的，高收入也是少数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在中等收入这个层次。世界更多的问题，更多的挑战，都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因为从100—200美元到900美元之间，只要稍微努力一点，政治上没有很多的动乱，吸引一点外资，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900美元到11000美元之间，竞争才是白热化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徘徊。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出现大量的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国家财富损失、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不可跨越的障碍等原因，至今仍然挣扎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和韩国则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功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韩国的突破方向是制造业产业升级、娱乐服务业崛起，新加坡服务业起的作用比较大。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能否效仿以上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顺利实现升级呢？

　　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至少面临四大陷阱：第一个陷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更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跨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加速。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的发展就会相当痛苦。贫民窟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出现过，而且现在都还是非常头疼的问题，但是在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贫民窟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这是可以避免的。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现在的2亿农民工，很难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毕竟这个群体的收入不能负担其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动力源。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金融改革不仅是要防止金融危机，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有关系，设计出匹配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正是目前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问题。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吸引了那么多的外资，就是别国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有相当大规模的产业可能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如果中国企业总是不能掌握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产业迟迟无法升级，与此同时出口加工型产业不是转移到内地，而是转移到交通更为便利的其他国家，那么中国经济将会遭受双重打击：既不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占据高端，又不能吸收大量的低技能就业人口。

　　事实证明：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的扩张性激励会造成财力和政策效率的同步下降。不仅如此，中国还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另一个是民主政治的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主要指产业升级及教育的投入和鼓励科技创新；所谓民主政治的转型，基于历史经验，主要是指经济起飞后，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国家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开始进行民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部分学者分析认为，中国同样面临这两个层面的挑战，但是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与现实，这决定了中国在应对这两方面挑战时不能照搬那些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在市场层面，中国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首先是市场释放，即过于放纵市场力量，破坏了社会关系，然后出现挽救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即建立社会保障，规范劳资关系。如1929年美国大萧条后出现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如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出台《社会保险法案》等)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如《全国劳工关系法案》)。

　　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是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存在大量的行政(如行业)垄断、(要素价格)管制和(市场活动)干预，即市场并没有得到更大的释放，但却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和分配公正。因此，中国需要在市场释放的同时建立社会保障，然而，从本质上讲，市场释放与社会保障是相互抵消的力量，但中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两难。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顺利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首先须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转向追求共享式增长，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力求实现第一梯队地区的产业继续升级，因为收入导向的原因，这些地区在吸引高级人力资本上存在优势。通过主动性产业转移，这些地区可以摆脱单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这一过程伴随的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增多，相应的金融体制也必须完善，以加速这一过程。而第二梯队则可以部分承接第一梯队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解决就业问题。此外，还应放开第二、三梯队地区的诸多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类管制，以加强其经济活力，加大自主创业民营经济在该地区的比例，分化部分非就业人口。

　　其次要抓住和谐社会建设，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做的二次分配其实有效得多。具体做法上，应尽快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增长；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允许劳动用工制度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减少垄断、放松管制，释放经济活力。

　　再者必须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部分就是转换政府的角色。政府应努力成为服务型政府，并努力提升自己应对外界带来的变化与挑战的速度与质量。首先，政府应正确把握当下发展阶段所需要的理念与价值，比如对环保的重视、对公平的追求、对社会上普遍的发展共享渴求的回应。其次，政府还需要加大与社会互动的反应速度，包括政府对一些突如其来的重大经济问题能够及时拿出方案（比如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民众（包括草根网络）能够形成良性互动。此外，政府也需要努力提升自己应对外界挑战的质量，对一些政策的出台需要抱以长远眼光。比如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就业问题，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重心不应放在GDP增长上，而应重点考虑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并且就业人口要有稳定的不断增加的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之所以没有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还因为过早过快地构建了一套成本非常高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在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薄弱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只占财政预算的15%，GDP的2.4%，远远低于发达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和居民收入增速缓慢的背景下，中国要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尽管存在众多挑战，但从长期来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稳定、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已经显著高于国外跨国公司，并且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速度正在加快。与上世纪70年代不同的背景是，中国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突破的前夜跨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敏感阶段，产业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同时，从45%左右的城市化率来看，我国的人口集中还没有完成，社会服务业发展空间也十分广阔。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