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与网友交流时说，危急时刻，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重要，“只有消费者有信心，才能大胆消费；只有企业经营人有信心，才能大胆地投资”。
然而，温总理也知道，消费和投资不是光靠号召就能够推动的。
他说，在政府“一揽子计划”中，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被列为应对危机的四大措施之一。
“现在，的确是推动社会保障的好时机。”一直致力于社会保障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郑秉文说，社会保障和其他工作不同，它除了有乘数的当期效应外，还有真正撬动和持续释放国内需求的“魔力”。从更高角度讲，提供全民生活的安全感是一个政府存在的重要理由。
看着很美，吃不到嘴里 今年春节前，“家电下乡”到了河南农民崔怀斌门口。正好儿子从广东汇来2000元钱，一个大彩电眼看能抱回家了。然而，他老婆拿到钱后直接存了起来，还教训他一番：“孩子要结婚，老人还在生病，处处都要钱，怎么好乱花？何况儿子还是临时工，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饭碗。”崔怀斌无话可说，老婆大人是对的。
习惯了超前消费的美国人也许看不懂：政府财政补贴13％，为什么中国农民还不出手，他们真的都有厌恶消费倾向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中国农村市场看着很美，但还吃不到嘴里——农民在商场转上很多圈，手里的票子都攥出汗来了，最后还是空手而回，让商家干瞪眼。
“中国人不是喜欢存钱，而是生活逼迫他必须储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完善起来，谁也不敢大把大把地花钱。”河南财经学院教授樊明说，市场经济教育了人们，人们深感“江湖险恶”，他们必须抓住一些有安全感的东西。
的确，银行里20万亿的巨额存款躺着睡觉，脱离了计划经济全能型保障之后，老百姓只能把目光盯着未来。
在网上交流时，西部农村的一位老人问温总理，他和老伴一个月只有儿子给的20块钱，什么时候能像城里人那样拿到养老金呢？温总理心情沉重，“在农村最困难的是无人照顾的老人。当然，他们中最为艰难者就是孤寡老人。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从今年开始，我们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虽然水平还很低，但是今年力争达到覆盖面10％。”
长寿是许多人的梦想，可没有保障的长寿却如同一种惩罚。在中国，“养儿防老”的传统依然顽固，“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却已发生改变。养老问题，成为东方泱泱大国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靠老年人拉动消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衰老之外，让百姓担心的还有疾病和失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之前，超过一半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些顺口溜儿是老百姓颇为辛酸的描绘。即便是在城市里，疾病也可以使一个小康之家陷入赤贫。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用5年的时间，来争论医疗体制改革。
计划经济时代，铁饭碗可以端一辈子。然而，市场经济没有这一说。这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更为明显。不仅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一夜之间被辞退回乡，一些城市里的“白领”、“金领”也面临被裁员的境地，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一位在某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女士甚至告诉记者，“以前我是做上市公司审计的，现在我的业务是网上算命。”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活风险多样化、复杂化乃至国际化的时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在这个时代，个人和家庭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孤舟，不知道哪一个浪头打来就会翻了船要了命。这个时候指望人们花钱拉动消费，恐怕很难。
社保不仅仅意味着花钱 政府显然在努力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定调说要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温家宝总理则说得更为具体。
除了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外，扩大城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工程都在一步一步推进。预计3年后90％的公民会有医疗保险，750万户困难家庭将有房子住。
“现在政府转过弯儿来了。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人们的福利，也是市场经济运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花钱项目，而是发展繁荣必备的安全阀、缓冲器。”郑秉文教授认为，过去很多拉动内需政策不起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从社会保障着眼，结果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事倍功半。
数据显示，中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在中央财政层面，这方面的支出比例只有10％左右，远远落后于加拿大的39％和日本的37％，而且这笔开销基本面向城镇职工，流向农村农民的非常少。
“国内需求不足，所以我们就拼命出口，但是出口拉动增长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郑秉文称，我国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70％，国际上的风吹草动都会传递到国内，而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更是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短板无所遁形。中国经济空前迫切地需要升级转型——这种升级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市场是否能成熟起来。“从这个角度考虑，社会保障除了给民众穿了一层保暖服外，还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郑秉文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50人论坛09年会”上发言时表示，根据大量家庭数据估计，如果能够给最低收入的人群医疗、失业等方面的保险，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他们的消费也会大幅度提高，“我们的测算结果是，仅仅给20％的低收入群体增加一项社会保障，他们就可以增加100亿元消费。”
历史的经验也支持学者们的判断。美国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并建立起至今运转良好的社保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就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结果。当时，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居民的消费能力，1929年私人消费为5939亿美元，到1933年降到了4848亿美元。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大刀阔斧实行“新政”。1935年通过《社会保险法案》，1936年社保制度正式运行，1937年美国私人消费水平就回升到6297亿，1940年攀升至6880亿，1945年达到8084亿。从1947年至今,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始终在60％以上，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学者们期望，中国也能够取得类似的飞跃。
“小水缸局限”如何突破 在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搞社会保障史无前例，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世所罕见。有调查显示，在众多问题中，统筹层次低下备受人们诟病，而社保金的保值增值最让人担心。
樊明告诉记者，社会保障能否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取决于其“便携性”。今天，如果劳动者不能带着社会保障走，那么其功效就会大打折扣。
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备受称道，一个美国人靠一个社保账号可以走遍全国；可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
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实现省级统筹的省份共有17个。其余省份的养老保险仍旧停留在县市统筹的层面，统筹单位超过上千个。这种情况下，在同一城市改变工作还可以办理社保转移手续，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社保关系的转移非常困难。这一点在农民工参保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从一个城市离开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也就无法享受到参保的好处。因此，每到“年关”，沿海一些城市就有不少农民工排队退保。有报道称，在外来人口大量集中的深圳，近年来每年退保的人数都超过80万人。
有学者将林林总总的统筹单位称之为大大小小的“水缸”，劳动者的社保不能自由地在各个“小水缸”之间流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要重新参与社保，原有的积累留在了原地，呈现“一人多个社保关系”的情况。
2007年10月，江苏开始在全省范围内为工作变动的农民工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开启了在一省范围内突破“小水缸局限”的努力。不过，郑秉文指出，目前这种努力效果还非常有限，资金还都在各县市。另外，由于这么多“水缸”的存在，监管也很成问题。各地发生的社保案则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提高统筹层次的难点在哪里？学者们认为，主要在于各地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由于企业和个人缴费额度的高低差别，造成了统筹账户结余情况的巨大差异。各方利益很难保证和平衡，这就使建立全国性的统筹平台困难重重。有一个省试验8年，仍然无法实现省内统筹的目标。
除制度设计之外，如何还旧账也是难点。有人分析，推行养老保险改革，最大的风险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隐性债务问题。隐性债务是我国40多年来实行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累积的结果，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增强，隐性债务的规模越来越大，带来的包袱也越来越显性化。对于隐性债务规模的估算虽然不一致，但都表明这个数目无疑是巨大的，就估计的平均数来讲，大约有4万亿~5万亿元人民币。
可以乐观的是，2008年12月22日，社会保险法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进行二审。此前，该法案草案已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历经13年的艰难酝酿，或许离呱呱坠地不远。社会保障的推进从依靠红头文件或低层级法规来指导的时代行将过去。人们可以期望，未来的中国社保制度将沿着更为明确和坚定的方向前进。(记者董伟)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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