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 “大师”还是“骗子”?(图)

右一为柳亚子，后为文怀沙的朋友林北丽

正是作家李辉的开炮，引起了舆论对文怀沙的质疑 图本刊记者姜晓明

　　文怀沙 “大师”还是“骗子”？

　　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头衔来自“文化江湖”的需要。这个江湖由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暴发户等组成。他们没谁知道文怀沙的过去，也不了解文肚里的墨水，正是在这个“文化江湖”中，文怀沙如鱼得水

　　本刊记者 卫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唐跃 发自北京

　　文怀沙常年所住宾馆的保安最近多了一项额外任务。

　　3月2日晚8时，当本刊记者在这座位于北京农展馆北路的宾馆1号楼询问文怀沙所在房间时，保安说得先给文的房间通电话。

接电话的人非常急切地说文和他的家人都出去了，随后挂断了电话。

　　此前记者已与文家通过多次电话，不同人的回答都很一致：文老刚出去了。保安拦住电梯口，不让记者进入，且并不说明有何理由。“就是不让进”。

　　几分钟前，记者与宾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交谈，他说，文怀沙在宾馆住了几年了。当记者问知道文怀沙最近如何时，他说：“打开电脑上网不全知道了么？”

　　文怀沙，忽然成了网络上备受关注的名字，在他99岁或89岁之际。

　　2月18日，公司职员李盈在北京一个地铁站等待回家的列车，百无聊赖之际，他看了刚买的《北京晚报》上刊发的文章《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李辉质疑文怀沙》。北京作家李辉对文怀沙的年龄、经历以及“国学大师”头衔，提出了三点质疑。

　　“文怀沙是谁？”出生于1981年的李盈感到疑惑。

　　文怀沙有多老？

　　文怀沙是那种不容易看出年龄的人，须白且长，脸色很好，说话清晰。据说他喜欢到美容院去做面膜。一个电视画面是：他躺在美容院里做面膜的时候，鼾声慢慢响起。

　　文怀沙的家人提供的简历上写着：“文怀沙1910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私太炎，受业章门。先后在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校讲课或担任教授。现为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陕西震旦汉唐研究院院长。”

　　李辉认为文怀沙并没他自称的99岁那么老，他认为文是1921或1922年出生。

　　李辉举出的证据之一，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本花名册，文的出生时间在此填为“1922年”。另一证据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记录，文在其上填写的出生时间是：1921年1月15日。李辉认为，文怀沙在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文的出生时间在1921年初。

　　李辉认为，文怀沙之所以改自己的年龄，是为了给自己加上光环。这样一来，文怀沙就可以说通很多事情，不然的话，章太炎弟子一说无法成立，其他各种曾经的头衔也都说不通。

　　不过，学者陈明远对已掌握的史料进行查核后，对文怀沙的真实生年，倾向于是1910年。陈明远近20年来一直从事“20世纪文化人生活”的研讨项目，极为重视史料的调查搜集考证核实，在电脑里积累了几百人的“文档”。其中包括文怀沙。

　　“新中国成立初期，填表格年龄一栏的审查并不严格。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尊重文怀沙自己的说法。”陈明远说。

　　陈明远与著名诗人卞之琳熟悉。卞之琳曾多次对陈明远说过，文怀沙与他同年。文怀沙的前妻青林与文怀沙离异后，在50年代嫁给的正是卞之琳。

　　陈明远也曾听说钱锺书与文怀沙同年，钱锺书出生于1910年。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曾对陈明远说过：文怀沙比他大好几岁，他曾以“大表兄”称之。吴还说，文怀沙在单位里虚报岁数。“吴祖光生于1917年，文怀沙的出生要比1917年早一些，不可能是1921年。”

　　在1957年的“反右”中，由于文怀沙在大会上发言揭发、批斗吴祖光，吴祖光等人后来与文怀沙断绝了交往。

　　“吴祖光夫妇对于文怀沙极其反感，如果认为文怀沙作假，会予以痛骂或指斥、嘲讽。”陈明远说。

　　文怀沙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时，填写自己出生于“1920年”。文怀沙的儿子文斯解释：“家父当时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未曾细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填了表。解放后，家父在北京报户口，自然而然就成了1920年出生了。”

　　在陈明远看来，文怀沙真实年龄最有力的证据，是其幼年在杭州的总角之交、女诗人林北丽。“2006年9月，生于1916年的林北丽病重，自知不久人世，让文怀沙作挽诗，其中称文怀沙96岁，林北丽91岁。这是没法造假的。”

　　陈明远说，突出“真实年龄”起不到太大作用。“人所共知，齐白石先生也曾虚报过年龄，自称百岁老人实际上是九十多岁，这严格说来固然不妥，但比较而言，不算是大节问题。”

　　陈明远认为，他这么说，决不是对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头衔做辩护。

　　“早年的人，为了找工作或者为了找女人结婚，把自己年龄说小、隐瞒自己的年龄，是常见的。现在和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人结婚是司空见惯的，但当时不可以。所以如果他隐瞒自己的年龄，我觉得情有可原，这基本上不是事儿。他和我父亲（艾青）同龄，现在是90多岁，我看这是没什么问题的。”自小就和文怀沙有着交往的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艾丹说。

　　“流氓”？还是“勇士”？

　　文怀沙因何入狱？

　　李辉写道，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诈骗、流氓罪”。李辉指出其罪详情为：自上世纪50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教。

　　一位与文怀沙有交往的人士对回忆，文怀沙当初进监狱，“是因为坏分子的原因”。“为什么是坏分子呢，他（文怀沙）中医非常好，他给一位官员的太太看病，后来就有男女关系了，这样获的罪。但他不是强奸十几个妇女，当时要是强奸十几个妇女，肯定枪毙了。”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陈开民曾在1995年发表过一篇《文怀沙坐大牢》的文章，这是较早在国内媒体介绍文怀沙其人的文章。他在文章里提到文怀沙自己告诉他的有关坐牢的事情：

　　坐牢是在“文革”之中的山西临汾监狱。罪名纯系“莫须有”，同狱犯人还有聂绀弩等人。

　　有一天，狱警传文怀沙，说北京来了一位中央首长派来的人物要找他谈话。见面一看是一位过去的朋友马先生。旗手江青叫他来临汾监狱找文怀沙，传达她的上谕。上谕说，文怀沙可以从狱中出来，为“革命”立新功，跟着女皇江青“干革命”，生活待遇当然优厚。只是有个简单的条件，要亲自写一份认罪和效忠的文书。

　　几天过去了，文怀沙一个字也没有写。

　　马先生只好拨马回程。临行之时，出于朋友之谊，文怀沙写了一首《七绝》赠给马先生：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 …

　　马先生回京汇报江青，并出示文怀沙赠他的《七绝》。江青看了一眼便丢在一旁。在场的姚文元捡起来仔细观看，看罢作义愤填膺状，说该诗反动透顶，用了藏锋手法，从倒数第二字贯读下来，即为：龟主江青！江青是龟主，下边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身份自明！这一骂，犯下了弥天大罪。临汾监狱很快接到中央红头行文，加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文怀沙死刑，缓期执行。

　　陈开民文中所说的马先生是剧作家马少波。“文先生说，马少波接到江青给他的指令去山西的监狱找他，让他写一个悔过书，参加写作班，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梁效’。当时在山西的监狱里，集中了一干文化人，包括聂绀弩、包于轨等人。”

　　在陈开民看来，如果要证实文怀沙是否反江青，关键的证人就是马少波与他的家人。

　　一位与文怀沙有交往的人对记者说，文怀沙的那些风流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对道家的房中术很有研究。

　　很多人都知道文怀沙对漂亮女性有着非常外露的热爱。他曾对电话约访的女记者说，你若漂亮，采访时间不限，若不漂亮，二十分钟。

　　一位知情者提到，文怀沙给他看过很厚的一封信，是一个60多岁的女士写给文怀沙的，说她在十七八岁时就特别想和他好。“他很有魅力，很多女的都是主动喜欢她。”

　　“至于那种风流，那算什么。过去，赶上严打，跟3个女人好了，就是流氓罪。其实现在的人比过去不知道风流多少倍。人人心里有账本，只是不说而已。什么‘奸污罪’，我都说不出口。整人的时候，这个特要命，特别是过去的年代。今天还拿出来说事，是不是太拙劣了。”艾丹说。

　　“60年代的事情就很难说清楚了，偷个萝卜还关3年呢。”和文怀沙有交往的作家张贤亮对记者说。

　　对于自己的风流，文怀沙并不否认，但他觉得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

　　陈开民回忆，有一次他去文怀沙家。文怀沙开门之后很惊讶，说，你怎么来了，这是我一个人在家坐着谁都不见的一天。他还是让陈开民进去了。他解释了原因：以前他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和他非常好，两人要结婚，女孩家里很有钱，爹妈不同意，而且误解自己的女儿，后来女孩就自杀了。每年的这一天，他就一个人呆着谁都不见。

　　一位文怀沙的朋友向记者提到，文怀沙1980年出狱以后，曾暂住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家里。“江丰是老革命，延安出来的，当年曾关在龙华监狱里，艾青、殷夫也关在那。他是极正派、嫉恶如仇的一个人，如果文怀沙不是东西的话，他不会让文怀沙在他家又住又吃。”

　　谁是大师？

　　这些年，文怀沙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的次数多了起来，出现时，每每头顶“大师”、“泰斗”、“第一人”等光环。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周润发扮演的“潘知常”，是一位结过几次婚的楚辞研究者。一些人从这看到了文怀沙的影子。

　　李辉指出，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但“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大师不大师，他自己又没说，都是别人说的。反正文老先生比我学问大，我很佩服他，这样的人也不多。”张贤亮这样认为。

　　文怀沙最近接受一次访问时，说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

　　陈开民1958年至1963年间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当时文怀沙作为客座老师给中央美院的学生讲楚辞，陈开民听过他的课。“他讲得非常好。”

　　艾丹回忆：“我认识文怀沙很早。早年他来我们家，和我父亲（艾青）一起开玩笑，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十分精彩，声音又大。他讲楚辞，讲李白，讲书法，毛主席写诗词平仄都出问题呢，他却能把楚辞唱出来。没有对古诗词的领悟，谁能唱下来呢？”

　　怎样的人才是“国学大师”呢？

　　陈明远认为，按照中国学术的定义，凡国学大师，必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均有建树。“我们试问，文怀沙为儒道释哪一种学问做出过贡献？有没有基本的文字训诂功力？他自己的诗文又写得如何？这些都是骗不了人的。”

　　陈开民强调，如果文怀沙反江青的诗是真实，光凭这一点，文怀沙就是“大师”。

　　在陈开民看来，文怀沙是特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早上骑车出去买菜，做啥都吃，也不挑什么，会养生，下午一定要睡一觉。平常没看他怎么发愁，都是说点笑话，调侃，嘻嘻哈哈，也没看他处心积虑怎么样。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说，文家人甚至包括他们家小保姆在内，都将文怀沙保护得好好的，“都指望着老爷子的名声，能给他们带来更多钱财。”

　　在艾丹看来，文怀沙确实是讲的多，文字少。“他有大智慧，比严谨的文化人要精彩。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

　　一个老人，活在一群人的吹捧里，艾丹觉得没什么不好。“他是晕了，出现的场合太杂，结交的人太杂，加上张扬，招了风。关键不在于真才实学的多少。”

　　在陈明远看来，钱锺书一门心思做学问，因此桀骜不驯，蔑视权贵，比较理想主义，对于世俗多半持批判态度；而文怀沙尽管是学问上的杂家，但是并不专精，且攀附权贵，他巴不得世俗生活能够出现“腥臊并御”、“阴阳易位”的局面，以便自己浑水摸鱼。

　　学者陈明远查到的一些资料表明，钱锺书及其夫人杨绛二人一度引文怀沙为知己。1963年2月27日杨绛写给文怀沙的信有一句：“锺书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爱而‘打彭’之……”。（陈注：“打彭”音 dangbang 即吴语“开玩笑”的意思。）钱锺书曾经赠给文怀沙一首诗，诗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

　　陈明远说，钱锺书与文怀沙交往的共同起点：喜欢骂社会、讥讽人物，尽管两人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尽相同。然而，两个人间能够建立起朋友关系，一定还有更多的生活细节上的联系。“一般男人在一起，往往谈到女色，为什么？它可以在人性的层面上，填平高雅与低俗的鸿沟。”

　　钱文二人的交情，在1980年代终结。

　　“钱锺书是一整瓶醇厚甘冽的老酒，而文怀沙却是半瓶荤腥的水醋。文先生肚子里的货色倒空之后，钱锺书也就不肯再同他交往下去了。”据陈明远考证，在钱文两人关系疏远后，曾对钱锺书极尽赞美的文怀沙当众指出：“我所说读破万卷书，但并无见识的文化人，是指钱锺书。”

　　大师是怎么炼成的？

　　一位作者在自己作品集的自我介绍里印着：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当然，这样的人很多。比如一个小说作者，公然声称自己的作品是受杨绛先生赞扬的。

　　许多人都乐意提到自己被“国学大师”所看重，尽管文怀沙未必乐意把自己称为“国学大师”。据1990年代曾以硬笔书法知名的庞中华回忆，当年他是一个地质队里的无名小辈，文怀沙对他写的字，还是有所提携的。

　　陈明远分析，现在是商品社会，文化是值钱的，这就无怪乎文怀沙之流要被利用了。“他的大笔一挥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炒出来的花生香喷喷，傍上的女人臊气足。什么‘国学大师’？还不是炒做，被一些小人捧来赚钱当枪使。”

　　在陈明远眼中，中国民间社会或娱乐界需要文怀沙这样的人。他的形象就是美髯公形象，也是典型的传统国学家的标志形象，缺了这么一个老顽童，还真有点遗憾。“他往自己身上添些花草，弄点历史掌故，待他百年后再揭晓也不迟。这年头，谁不在妆扮？看他是无害还是有害的罢了。说得更彻底一些，他正是你们媒体哄抬出来的，抬着抬着，成了‘国学大师’。”

　　一位曾在1990年代前期较早地报道过文怀沙的记者向本刊表示，自己当年虽然知道文怀沙大致是怎样的一个人，但还是不成熟地用了“大师”一词。

　　“媒体人将文老抬着，总有人看不惯，就来一扫堂腿，吹喇叭、抬轿子的就突然改变身份，变成剥内衣、扒裤子的了。所有的看客这时共同得到了一种莫名的快感，一种胜利感，一种揭秘感。原来一个‘国学大师’就是这样的底子！这倒有些苛刻了。”陈明远说。

　　艾丹因此猜测，文肯定是得罪什么人了。“一些庸才，混得比文好的人，多了去了。光景德镇，就有十几位大师呢！”

　　陈明远深入分析，实际上有些奸诈狡猾的书商是把文怀沙当作了“提线木偶”，利用他赚大钱。也像马戏班主把他当骑在羊背上转圈的猴儿，利用猴儿的虚荣心衣冠作秀，而耍猴的主子在幕后售书发财、渔翁得利，他还暗自得意呢！

　　“过去出版界有过明令，禁止高码洋的书。这里面有很大的猫腻，就是本来只能定200元的书，定价2000元一套，然后一折、二折卖给商人或官员，中间有很大的回扣，双方得益。”曾经做过出版人的诗人叶匡政说。

　　徐晋如博士认为，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头衔来自“文化江湖”的需要。“‘文化江湖’这个领域与精英文化无关，与大众文化无关。这个江湖由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和暴发户、地方上的文化团体、各地想靠文字绘画出名发财的不第秀才，以及借机造势的商人组成。他们没谁知道文怀沙的过去，没谁了解文肚子里究竟有没有墨水，他们没有评判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文化江湖’中，文怀沙如鱼得水。业内把文怀沙编的《四部文明》归类作‘大书’，‘大书’就是腐败书。”

　　“他挣那点钱，那算什么钱？电视剧不也挣钱吗？这点事算什么事？再说，编书也还是造福呢。”艾丹说。

　　一位美术界人士说：现在的字画成了给官员送礼的好东西，所以很多搞美术的往政界攀爬，受政界人士喜欢，自己的东西才能卖个好价钱。现在政府也命名很多大师，工艺美术大师什么的。有的人狗屁都不是。真的大师，要由后人评。梵高是大师，但他生前只卖出一张画。

　　“全中国画画的人都来北京，几十万，都想着怎么办展览，然后怎么请个官来剪彩，出个画册，开头都是领导的照片，狐假虎威啊。”

　　“他讲得多，写得少，又缺乏记录。在口头传播的时代，让人记住是没问题的。但在传媒时代出名，公众形象就被扭曲、变形了。这对于他的晚年，也许是一件不好的事。”艾丹惋惜地说。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文怀沙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住宾馆，很多“大师”也好像住宾馆，匆匆而来，匆匆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