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军队起源于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的满族八旗兵，后增设蒙、汉八旗，合为24旗。因民族歧视、养尊处优、生活腐败、制度落后等原因，八旗兵逐渐走向衰败。绿营兵是以归附的明军和收编的汉族地主武装改建而成各省驻屯军，用绿旗作标志，以营为建制，故称绿营兵。
随着被用于缉捕、缉私等地方差役，训练不实，纪律松弛的绿营兵不久也无可挽救地走向了衰落。因太平天国的兴起，八旗和绿营已腐不堪用，清政府急令各省官绅兴办团练助剿。湖南曾国藩仿明朝戚家军之制，编练成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湘军大部被解散，李鸿章的淮军兴起。清政府将淮军及所剩湘军改为要地屯防部队，称防军；从绿营和八旗中挑选、仿湘军勇营编练的部队，称练军。
至此，清朝军队已是“汤老药杂”，体制上互不隶属、指挥混乱，军官欺上瞒下、庸劣无能；士兵素质低下、毫无斗志，以致每战一触即溃，遇敌望风而遁。不仅两次鸦片战争中在西方军队的“洋枪洋炮”面前屡战屡败，即使是在东邻小国日本军队面前也畏缩不前。1874年5月，3000日本新式陆军在台湾登陆，清政府急令沈葆桢率一万多军队到台湾布防，清军不敢与战，只能息事宁人。
要提升军队作战能力，必须裁减旧军，编练新军。对于人数达百万之众、每年耗银千万两的旧式陆军，李鸿章、左宗棠等提出裁减六至八成，以资新军编练。这无疑是釜底抽薪、去腐滋新之策，却因严重触动在朝中树大根深、拥此兵以自重者的利益，遭遇重重阻力。总理衙门左右权衡之后，决定只裁减十分之一二。事实证明，这支旧式陆军徒耗银两，是清朝军队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累赘。
旧势力以“祖宗旧制”为由捍卫自身利益；“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们同样无法摆脱狭隘利益的羁绊。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都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本集团的私产，派系之间泾渭分明，相互倾轧。李鸿章向朝廷明言“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乃是淮军命脉关系所在，诚不敢轻以托付”。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参奏李鸿章说：“是水师（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兵权益盛，恐用之于御敌则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
此言不虚。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实力领先于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却在甲午海战中一味消极求和，避战保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所谓基业。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上谕，使日本海军得以“纵横辽海”、畅行无阻。黄海战后，北洋海军虽遭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李鸿章却更加严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
各派系、小集团以自身狭隘利益为依归，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使日军对清军各个击破每每奏效。甲午战争中，日军在荣城登陆，李鸿章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荣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为那是李鸿章的领地而漠不关心，致使威海孤立无援，迅即陷落。
这种拘泥于狭隘的派系、小集团利益的识见是极其短视和愚蠢的。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真是一针见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样简单的道理，连堂堂李中堂都不能知行，遑论其他当朝衮衮。甲午惨败，中国被迫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向日本赔偿白银2.3亿两，巨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先后3次大举借债总计3亿两，期限有的长达45年，本利合计6亿多两……不仅那些拥兵自重者及其军队灰飞烟灭，李鸿章视为基业的北洋陆、海军也片甲不留，留下的，只是李鸿章等的史上骂名。今天，面对信息化军事变革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历史的教训应引起我们的深长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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