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把各路采访、搜集的情况汇集在一起的时候，2008年3月14日前后发生在中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四大藏区的多起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及围绕西藏问题干扰、抵制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一环套一环的事实，都清晰地归到了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预谋上。
把预谋和实施所谓“大起义”的一个个具体组织叠加起来：西藏流亡政府的“安全部”和“宗教文化部”、“国际支持西藏网络”、“藏青会”、“藏妇会”、“九·十·三运动”……总和在一起，很显然就是达赖集团，而笼罩整个集团之上的政教权威正是达赖喇嘛。
同达赖的会面不能被正式记录 “达赖喇嘛没有卷入此次游行只是权宜之计”、“必须记住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及联系渠道”、“告诉游行人员达赖喇嘛事实上是此次运动的激励力量”……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藏青会”等5个“藏独”组织为西藏人民大起义搞过两期培训班，纷纷出面充当教导者的“藏独”头面人物们对270多名行动核心人员宣讲了这番“谆谆教导”。
2008年3月14日，小昭寺僧人占堆、绕杰带领40余名僧人冲出寺庙掀翻警车、袭击警察，导致事态迅速蔓延，引发了拉萨打砸抢烧事件，而达赖曾在印度亲自接见过这两名僧人。
3月14日的拉萨暴力事件之后5天，达赖喇嘛特地把“藏青会”、“藏妇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九·十·三运动”、“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等组织的首脑人物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关起门来开了一个会，研究该如何应对藏区局势。
4月，“国际支持西藏网络”在印度达兰萨拉开会出台了一个下一步抗议活动的战略计划，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首席噶伦(首席部长)桑东听取了专题汇报，均表示赞同。而该组织特别强调：“达赖同"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的会面不能被正式记录。该战略计划被正式批准一事也绝不能对外泄露。”
这些都是记者从调查“3·14”拉萨暴力事件的有关部门了解到的部分情况，怎么相信达赖没有在背后操纵和支持“藏独”的暴力行动呢！怎么相信他是个与政治无关的佛教徒呢！
“3·10”、“3·14”，是早已定好的“起义”时机 3月10日是达赖集团早就谋定的行动日子。2007年5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五届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大会”上，36个“藏独”组织和145个“援藏”组织的300余人通过了《战略计划》，决定启动“抵制奥运会”计划和前往西藏拉萨进行“和平游行”计划。
2007年11月，“国际支持西藏网络”、“藏青会”、“藏妇会”等7个组织在达兰萨拉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中国人退出西藏、释放所有政治犯”等3项诉求，并将2008年3月10日作为中国政府满足其诉求的最后期限。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满足，就在境内外发起“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国际支持西藏网络”还为此成立特别工作组，任命“大起义”协调人，2008年1月4日、1月25日，上述7个“藏独”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并上网传播《“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要求“全世界的藏人在3月10日请假一天，走上街头抗议游行”。
2008年1月5日以来，挪威“西藏之声”、“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分别17次、14次、8次向境内藏区宣传“大起义”的意义、组织策划情况及具体行动计划，鼓动藏区民众积极参与。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藏区主要寺庙里的僧人几乎人手一台收音机，90%的重点人物在“3·10”之前都已经通过广播知道了“大起义”的消息。
66岁的格尔底活佛是达赖集团二号人物桑东的得力助手，1959年西藏叛乱后追随达赖叛逃到印度，曾经担任流亡政府“宗教文化部”噶伦。今年初，他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指使身边的若巴等10余名骨干通过各种渠道向境内散布“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消息，指挥僧人“奥运会前必须闹起来”。格尔底活佛通过亲笔签名信指挥四川阿坝和马尔康的两座格尔登寺把原本将在6月份举办的法会提前到3月10日，且必须举办7天。而正是利用了大量僧人的集会，挑动起了冲击阿坝地方政府和警局的打砸抢烧事件。
早就做了大量准备 为了这个大行动，达赖集团早就在做大量的准备，很多具体的准备都是由流亡政府中负责行动的“安全部”和“藏独”组织中最擅长实施的“藏青会”来操作的。
西藏流亡政府的“安全部”基本上就是达赖集团的特务情报机构。它有索嘎、比日两所“政治学院”，建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专门招收从境内藏区非法出境到印度、尼泊尔的藏族青少年，培养“藏独”骨干，还陆续分期分批地派学员到美国、日本、台湾等地学习专门技能。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台湾“军情局”曾派一批教师到比日学校，为达赖集团培训“双语间谍”。这些学员毕业后，有很多被派遣回国内藏区，在一些行业中谋职立足。2001年以来，西藏公安机关共查获60余名偷渡入境的“比日学校”学生。
“安全部”官员拉巴次仁在境内发展的以旺堆为核心的44人情报网，是在拉萨“3·14”暴力事件后被中国安全部门破获的。记者从办案机构得知，拉巴次仁、旺堆等人在联系时使用暗语，如将“达赖”改称“叔叔”、“雪山狮子旗”改称“裙子”、“达赖光盘”改称“饼子”、“闯关入境的境外僧人”称“客人”、“形势紧张”称“身体不好”。
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拉巴次仁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先后与旺堆等人联系36次，通报达赖集团境外活动情况，下达搜集情报的指令。3月10日前，拉巴次仁指使旺堆、米玛等人将“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倡议书重点散发到拉萨的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煽动僧人闹事。而为了3月10日这天的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安全部”准备了专项经费，用于中国境内藏区的活动开展。
2008年3月10日上午，“藏青会”等组织举行了“和平挺进西藏行动”起程仪式，同时境内拉萨哲蚌寺发生了“3·10”闹事事件。3月11日，流亡政府“安全部”召开了小范围庆功会，庆祝活动成功举行，并向“3·10”事件的组织策划者颁发了奖金。
“藏青会”是达赖集团中最激进、暴力倾向最严重的“藏独”组织。在“流亡政府”工作人员中，“藏青会”成员所占的比例超过80%，它的第一代骨干人员现已进入达赖集团领导核心，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达赖集团的走向。近年来，“藏青会”已与“泰米尔猛虎”一类的民族分裂和暴力组织建立了联系，扬言要学习“自杀式爆炸”。
在策划所谓“大起义”之前，“藏青会”等组织特地在2007年2月、3月提前举办了骨干培训班，培训270多名核心人员。
境外指令境内闹事 “3·14”拉萨暴力事件发生以来，中国警方和安全机关已经查证出大量“藏青会”等达赖集团成员在境外遥控境内人员的事件。四大藏区的多数暴力冲击，背后都有境外达赖集团的骨干在操纵。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2008年3月2日至9日，在印度的“藏青会”成员索朗朗杰、印度色拉寺僧人洛桑迪庆先后4次与拉萨色拉寺编外经师扎拉联系，通报有关“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消息，还声称要派100人入境到拉萨发动骚乱。在色拉寺闹事僧人被抓后，“藏青会”派遣入境成员索朗扎巴竟然还通过住在拉萨的四川温波寺阿赤活佛了解有关被抓僧人情况，并向境外“藏青会”成员索朗朗杰报告。
哲蚌寺僧人嘎旦罗布的堂姑索朗拉姆是“九·十·三运动”组织的成员，曾受到达赖接见。她在达兰萨拉打电话给嘎旦罗布，传达达赖集团将在3月10日组织“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和“和平挺进”的消息，鼓动嘎旦罗布组织哲蚌寺僧人出寺闹事，以示呼应。
四川阿坝的罗周益西曾非法出境，被达赖集团尼泊尔办事处推荐至印度甘丹寺学经10年。今年3月以来，身在印度甘丹寺的“藏青会”成员若巴等人多次打电话给罗周益西说，目前藏区没有民主自由，中国没有资格办奥运，如果北京奥运前全藏区搞“大起义”，全世界都会关注西藏的民主、自由、和平，所以，奥运会前必须闹起来。
到了3月13日、14日，若巴又两次与罗周益西通话，要求“你们必须在部队介入之前闹，部队一旦介入就不好办了”，他还教给罗周益西怎么防止催泪弹伤害。3月16日，“美国之音”驻印度办事处两名记者还分别与罗周益西通电话，要求他搜集“僧人怎样和平游行”、“解放军如何镇压藏族同胞”的情况。通过罗周益西对僧人的煽动，3月17日，查理寺数百名僧人冲入阿坝县城，实施了一系列的打砸抢烧活动。
甘肃拉卜楞寺僧人迪考谭凯在3月9日与寺内另3名僧人秘密聚会。另据迪考谭凯交待，“藏青会”拨了l.5万元经费资助在寺内成立了一个名为“刚热(意为"雪山")”的地下组织，并要求每人发展3名僧人，3月10日发起示威游行，行动被推迟到3月14日后，他预先制作了七八十面“雪山狮子旗”。记者从有关部门获知，案发后，迪考谭凯供认，他是在境外“藏青会”副主席旦正昂杰指挥下组织闹事的，“藏青会”为他的活动提供了1.5万元的经费资助。
长期以来，境外的达赖集团第十四届伪议会议员次成俄赛一直与青海果洛的“玛域文化服务团”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拉萨发生“3·14”打砸抢烧事件的第二天，次成俄赛即与该组织成员华青电话联系，为华青和在比利时的达赖集团境内安多地区“藏独”活动负责人多尼多顿牵线，多尼多顿根据次成俄赛的指令，煽动华青在果洛地区“起义”，并播放了境外媒体采访甘肃夏河闹事人员的录音。“玛域文化服务团”制作了5面“雪山狮子旗”，准备伺机“起义”。为了达到更轰动的效应，华青甚至到处寻找炸药，准备对果洛州委的国旗实施爆炸。今年4月3日，四川甘孜某寺庙僧人围攻政府的工作组，将多人打成重伤。警方调查发现，事件是由“藏青会”骨干夏珠活佛在境外策划，遥控指挥，境内僧人出手的。“3·14”打砸抢烧事件后，“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声称：此次暴力活动基本达到了唤醒国内藏区反抗意识、引发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高度关注的预期效果，但反抗活动不会停止，短期内还会取得更大胜利。
为此，“藏青会”高层曾专门开会讨论“3·14”事件后的行动计划，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暴力破坏活动计划，包括继续干扰破坏奥运会，“争取再一次制造世界性轰动事件”。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藏青会”还拟定了19人的暗杀名单，包括境外爱国藏胞、流亡藏人中的所谓“异己分子”、其他藏传佛教教派教徒等人员。
“3·14”后成立了“大起义”的总指挥部 “3·14”事件发生的当天，桑东紧急召集流亡政府各部门会议，研究如何指挥藏人将此次“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桑东在3月15日的达赖集团伪议会上称，“流亡政府将把这一事件视为西藏未来事业的一个转折点”。3月17日，达赖集团流亡政府和伪议会高层召开会议，决定在伪议会下成立直接对首席噶伦桑东负责的“西藏团结委员会”，由议会议长嘎玛群培统一指挥藏人在区内的所有活动，“安全部”噶伦仲穷欧珠负责向境内秘密派遣工作。
为搜集汇总境内藏区情况，“西藏团结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特别联络小组”，设立了联系人和电子信箱；为获取舆论宣传所需的“证据性情报”，成立了情报搜集小组。由“藏青会”的门朗塔庆和格桑坚赞负责。有关部门向记者介绍说，“西藏团结委员会”是达赖集团为应对“3·14”事件而成立的专门机构，代表流亡政府行使职能，是“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总协调方，已成为当前达赖集团实施民族分裂活动的指挥部。
“3·14”事件之后，“西藏团结委员会”策划实施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包括尽快争取美国和印度的理解和支持；想方设法将在境内藏区闹事的“藏独”骨干转移到达兰萨拉，保存实力；扩大在拉萨及其他地区的闹事活动；鼓动并组织藏区有名望的僧人和藏人出逃；争取与“疆独”、“民运”等联手在境内搞破坏活动等。(本报赴西藏特派记者程刚)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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