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企业治理失业

　　围绕企业治理失业

　　如果简单地就业不成而转培训，将各类学校作为容纳潜在社会问题的场所，这种做法无力应对外生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且一旦形成“予人以希望旋即破灭之”所致的愤怒，在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下，反倒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文 | 冯维江

　　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出来的时候，北京电视台请笔者做了一个关于如何判定经济周期进入衰退阶段的访谈。

记得当时谈及两点：第一，按照被广泛使用的定义，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商品和服务总产量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应视为衰退。第二，这个定义存在严重缺陷，一个合理的判断指标体系至少还应当将反映就业情况的指标纳入其中。实际上，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的国家而言，大规模失业带来的问题，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衰退本身。

　　失业高峰或将到来

　　2009年1月20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2008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7年末上升0.2个百分点，这是该指标自2003年以来较上年首度上升。城镇登记失业率趋势突然逆转，反映了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中就业部分的冲击波正式登陆中国，从国际经验看，此时应当做好2008年第四季度之后至少一年内应对失业率不断较大幅度攀升的准备。

　　2008年中国前三个季度城市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而第四季度失业率方才出现短期内的突然逆转。从金融危机策源地美国的情况看，自2003年至2007年以来存在失业率整体下降的趋势，但从2008年1月份以来失业率呈快速攀升态势，到2009年1月达到7.6%，至今势头未减。从亚洲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日本来看，自2002至2007年其完全失业率同样有下降的趋势，但自2008年1月3.8%的失业率开始上升，最新的统计数据是2008年12月的4.4%，升势亦未有被遏制的迹象。总之，失业率的上升过程均持续了至少12个月仍未见其顶，对此中国亦应有所准备。

　　此外，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并未包括失业农民工和未就业大学生，中国实际失业情况比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呈现出来的更为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一直进行但并未系统和正式地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003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态势，其中2003年为6.02%，2005~2007年稳定在5%左右，但2008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可能升至6.04%。而据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公布的数据，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

　　分别来看，2008年有100万大学毕业生未找到工作，2009年有新增大学毕业生610万，其中就业困难的比重可能占到1/4。农民工失业情况缺乏公开和确切可信的统计数据，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月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情况，2008年底约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按照前面分析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及国际比较所反映的规律，2008年第四季度起至少12个月内，两百万大学生和两千万民工将面临更加且日益严峻的生活压力。应对不当，就业问题可能转变为社会稳定问题。

　　对目前及将来可能面对的局势而言，失业问题至少应当放在增长和社会保障两大问题的背景之中来讨论，厘清三者的逻辑与利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应对措施和政策方才可能不至于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保增长是保就业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200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总体要求，其中第一点就是保增长。从就业的角度看，保增长非常必要，但就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看，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能自然地成就保就业的目标。

　　从美国的数据看，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下降对应于2个百分点的GDP上升。根据中国社科院蔡昉教授等人的研究，这个由美国经验得出的定理在中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失效现象，由于中国的就业中自然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所占的比重太高，就业和经济的增长状况联系不那么紧密。

　　按照近30年间三次产业对就业的吸纳情况，每万元产值吸纳就业人数的下降速度有快过产值增长的趋势。用指数模型做简单测算的结果是，2009年第一二三产业每万元产值吸纳的就业人数仅为0.89、0.14和0.21人。这意味着，在产业结构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2009年GDP增长率为6%，则全部就业人数相对于2008年将下降4294万人；若增长率为8%，则全部就业人数下降2921万人；若增长率为10%，则全部就业人数下降1548万人。

　　上述分析并未考虑市场微观机制的影响，但表现出来的趋势基本可信。这同样意味着仅仅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策措施，例如对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并不能有效缓解失业压力。

　　完善社会保障不能替代失业治理

　　完善社会保障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另一重要战略举措。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卫生、养老保障水平偏低，致使相当部分民众不得不以储蓄方式实现自我保障，这是中国储蓄率高而消费不足的一大原因。

　　社会保障的低水平状态能够长期维系，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存在“劳动者得其食”的隐性保证，也即政府保证一个较为稳定的宏观环境，让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人基本能够通过参加工作来维持生活，并为家庭发展提供基本的保障。危机带来的就业冲击很可能打破政府与劳动者之间隐性契约，造成“欲劳动而不得”的局面，此时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的跟进，家庭自我保障能力的下降可能带来社会整体安全感缺失，形成对未来境况高度不确定的预期，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完善社会保障的系列措施来取代治理失业的措施。首先，没有稳定的就业群体的创造价值的劳动，社会保障本身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其次，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完善社会保障从设计到实施到效果显现需要一个过程，大规模失业的负面后果可能顷刻而至，正所谓“远水不济近火”，用社会保障治理失业负面效果时也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社会保障尤其失业保障制度所提供的激励反倒会降低就职率。研究表明，失业者在失去领取津贴的资格时，找到一份新工作的可能性提高了两倍。鉴此，治理失业需要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

　　应当围绕企业发展来开展

　　直观地看，要提升就业率，一要降低离职率，二要提高就职率。

　　要降低离职率，前提是为现有企业改善经营创造条件，特别是要制度上扶持、发展中小企业，创造多层次、多样化的企业生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意义不仅在于形式灵活对解决就业有直接功用，更重要的地方在于，不同规模和层次的企业大量存在，实际上为劳动者提供了不断升级的教育阶梯。

　　从实际情况看，中小企业恰恰是在经济危机中最缺乏抵御力的部分，关键时刻如不能援之以手，除了将承担短期内大量失业的负面后果外，长期看毁弃了中小企业之于社会的教育功能，断绝了劳动者素质升级的上升通道，其后续影响更莫可承当。当然，救助中小企业亦得其法。除了通常的财税方面的直接补贴之外，更重要的是用有限的财政资金通过金融、担保企业的杠杆效应来实现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帮助。总之，企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场所，只有发展好企业才能从根本上降低离职率。

　　提高就职率实际上要求提升劳动者对职业的适应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源积累。应当说，危机条件下由于就业困难、工资下降，此时参与培训的机会成本相应降低，是提升职业适应能力相对不足的失业者如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源的较好时机，但具体的培训组织形式及支撑培训的资金动员方式上应当审慎研究。

　　如果简单地就业不成而转培训，将各类学校作为容纳潜在社会问题的场所，这种做法无力应对外生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且一旦形成“予人以希望旋即破灭之”所致的愤怒，在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下，反倒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政府直接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做法应予审慎思忖。这种机制下，培训者看重的是政府拨款，所培训的技能缺乏市场导向，失业而被培训者在培训后就业市场上二次受挫，加重的负面情绪可能在培训组织内部交互感染传递，最终成建制爆发。

　　鉴此，关于失业者的培训机制设计，同样应当将企业环节作为核心来考虑，财政支持方面也宜考虑调动作为最终用人单位之企业的积极性，这样才有利于将劳动力培训的组织化力量转换为未来市场上的生产性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亚太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