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未成年人不劳教不记录 让学校帮教

　　对未成年人不记账送回学校

　　贵州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崔亚东代表谈瓮安事件3+1政策

　　本报记者 王建军摄 本报记者 李光明

　　“‘瓮安事件’影响恶劣，但在后期处置上是得到中央肯定的。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同时，我们宽严相济，尤其对未成年人采取了教育、帮扶代替处理。

”这个被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代表称作“宽到边”的政策就是：对这些未成年人不送去劳教、不在档案中作记录，让他们回到学校去。通过县里领导、学校、家庭与这些未成年人结对子，建立社会、学校、家庭共同负责的“3+1”帮教机制，对每个孩子实施帮教。

　　崔亚东说，个别参与“瓮安事件”的未成年人或多或少受到瓮安当时环境影响，社会、学校、家庭都负有责任。这些未成年人还很小，送到劳教所可能会产生“交叉感染”，记账式的“人生污点”记录也会影响他们将来上学、就业、当兵等成长之路，甚至会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处理一个孩子还可能让一个甚至多个家庭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瓮安事件’中一些无利益关系的人参与其中已可例证。”

　　“从他们当时的行为看，严肃处理是不为过的。一些同志也认为这样处理太宽，起不到威慑打击的效果。孩子的家长看过现场录像后，对事件、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了新的认识。但我还是坚持应当对未成年人采取积极的从宽政策。”崔亚东说，事实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这些孩子经过帮教，都有了很大改变，有的孩子发奋学习，升学没有问题。对于这样的处理，孩子家长不仅充满了感激，更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一些家长说，孩子自己领回来了，不一定能成才，但一定要让他成人。

　　从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升任贵州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的崔亚东，在安徽时曾处置过安徽池州“6·26”事件，和处置“瓮安事件”一样，事件的后期处置工作都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但我高兴不起来，处置得再好，群体事件毕竟还是发生了。对于处理群体事件来说，不发生才是最高境界。我们宁愿做到天天春风化雨般地化解矛盾，把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把群体性事件预防在萌芽状态。”崔亚东说。“去年几乎在同一时间，瓮安、德江均发生了因中学生非正常死亡(自杀)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处置的方式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瓮安事件’因处置不当，日常基层工作空置，工作作风不扎实，对群众缺乏感情，引发严重打砸抢烧事件；相反‘德江事件’因基础工作扎实处置得当，得以化解。”

　　“政法综治基础不牢，事发前不能有效化解；事发后又不能有效控制，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以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崔亚东说。“‘瓮安事件’暴露出执法思想不端正，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差；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群众怨气大；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群众意见大；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安全感低，公信力低、满意率低等，这是导致事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而在‘德江事件’发生时，公安局机关反应迅速，措施得当，始终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执法，主动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特别是现场处置能正确把握处置原则，快速疏散群众，有效控制局势，避免了矛盾激化，将一场有可能恶化的群体性事件化解在初始阶段。”崔亚东分析说。

　　“德江、瓮安事件的不同结果告诉我们，一旦公安机关执法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执法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成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引爆点。执法为民就必须带着深厚感情去执法，有了感情才有责任。”崔亚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