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南部的坎迪杜戈多伊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乡村小镇,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镇上双胞胎出生率节节攀升,几乎每5例怀孕中,就有一名孕妇生下双胞胎,其中大部分金发碧眼。坎迪杜戈多伊由此获得“双胞胎镇”称号。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解开这个不解之谜,可至今仍无定论。
“世界双胞胎之都” 坎迪杜戈多伊的道路指示牌上这样写着:“花园城市和双胞胎家园。”
双胞胎现象主要集中在坎迪杜戈多伊的圣佩德罗地区。圣佩德罗面积仅4平方公里,居住大约80户人家,却有38对双胞胎。
上世纪90年代初,圣佩德罗的双胞胎高出生率开始广受关注,世界各地科学家、记者慕名而来。
小镇领导人自称,圣佩德罗的双胞胎出生率世界第一,是“世界双胞胎之都”。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发言人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吉尼斯没有对此做过任何记录。
小镇出了名,居民们非常珍惜,每两年举行一次双胞胎聚会。在去年的第6届双胞胎聚会上,居民们竖起一座雕像——一名母亲怀抱一对双胞胎。他们还挖了一条类似护城河的“生育泉”,每天晚上灯火通明,是小镇一大景点。
近亲繁殖? 坎迪杜戈多伊约有6700名居民,其中80%是德国后裔。他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土地便宜,气候宜人,适合种植农作物,而且巴西政府出台激励政策,鼓励外国人前来开发这片土地。
法比安格里姆和塔蒂娅内格里姆是一对双胞胎,现年22岁。格里姆家族1918年来到圣佩德罗,是最早定居于此的8大德国家族之一。
像这里的许多双胞胎一样,当法比安和塔蒂亚内还是婴儿时,就经常在来访者面前摆姿势照相。每当有记者和摄影师登门拜访,母亲就会把她俩从谷仓中叫出来,先去洗个淋浴,然后供访客拍照。
法比安家里有5对双胞胎。“我不觉得这有多神秘,”法比安说,“我哥哥娶了他的表妹。这样的例子这里有很多,表兄妹或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经常相互通婚。”
遗传学专家认为,这里之所以多双胞胎,很可能是因为近亲繁殖。遗传学专家乌尔苏拉马特研究发现,1990年至1994年间,圣佩德罗的双胞胎出生率为10%,远远高于南里奥格兰德州1.8%的双胞胎出生率。
没有证据显示圣佩德罗妇女使用避孕药或促进生育的药物。从遗传学上讲,单卵双生子更容易产生双胞胎基因,但马特发现,圣佩德罗地区的双胞胎大多是异卵双生子。这种情况主要与人种、母亲的年龄以及家族史有关。至今马特仍无法合理解释圣佩德罗地区的双胞胎现象。
纳粹实验? 也有研究者认为,有“死亡天使”之称的纳粹逃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尔可能与圣佩德罗的双胞胎之谜有关。
当地居民称,上世纪60年代,门格尔出现在巴西南部地区,身份是一名兽医。恰恰在那个时期,圣佩德罗的双胞胎出生率离奇飙升。
门格尔1943年5月作为党卫队军医,志愿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服役。他最感兴趣的科研项目是双胞胎研究,目的是发现一种便捷方式,让德国妇女普遍生出双胞胎或多胞胎,打造金发碧眼的纯雅利安“优良品种”。为此,他对2200多个双胞胎进行系统研究。后来,他逃往南美,辗转于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等地。
阿根廷记者乔治卡马拉萨在2007年出版的新书《门格尔:“死亡天使”在南美》中暗示,门格尔曾在圣佩德罗的德国人后裔中进行实验。当地居民称,这些实验可能涉及一些新药,很可能和人工授精有关。门格尔曾尝试用自己的特殊方法,让母牛生出更多小牛。
坎迪杜戈多伊前市长安西尔弗洛雷斯达席尔瓦是一名医生,十多年来,他一直热衷于揭示双胞胎镇的秘密。他访问了100多人,坚信门格尔曾到过圣佩德罗。他说,曾有一个自称鲁道夫魏斯的男人来此为当地妇女看牙、治疗静脉曲张等。有居民对他说,有一个德国人曾开着一辆流动实验车,挨家挨户收集妇女血样。
但无论是卡马拉萨还是门格尔理论的追随者,都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门格尔曾在坎迪杜戈多伊做过任何一种实验。门格尔1979年死于巴西。
神秘水源? 历史学家保罗索捷在圣佩德罗经营一家名叫“双胞胎之家”的博物馆。他本人就是一个双胞胎。
“那些猜测门格尔与双胞胎镇有关联的人们不过是为了推销书籍,”索捷说,“门格尔是在德国从事双胞胎研究,并非在此。”
索捷认为,当地的水源中含有某种矿物质,对排卵产生影响,导致当地妇女多产双胞胎,“但至今无人对水源进行检测”。
他注意到,过去10年里,小镇改用地下井水后,双胞胎出生率开始下降。也许这是对他猜测的一个佐证。
遗传学专家马特说,检测水源费用昂贵。而且,她怀疑小镇是否真心愿意认真开展研究,追寻双胞胎镇的秘密,“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神秘感”。(唐昀)
“死亡天使”的最后岁月 约瑟夫门格尔曾是纳粹德国设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希特勒冲锋队军医,绰号“死亡天使”,其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消灭”不能劳动的囚犯,用活人做“改良人种”试验,先后有约40万人惨死在他手下。
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德国情报机构驻意大利的头目瓦尔特拉乌夫精心策划名为“老鼠路线”的纳粹战犯逃亡计划,将一些纳粹分子分别送到西班牙、埃及、黎巴嫩和阿根廷等国,门格尔就这样逃脱了历史审判。
在门格尔的亡命岁月中,他的一个名叫沃尔夫冈格哈德的奥地利朋友扮演了重要角色。此人把自己的名字供门格尔在巴西使用,还把自己在巴西东南部一家造纸厂中技术主管的工作留给门格尔。依靠这些伪装,门格尔从人间“蒸发”。
翻阅门格尔留下的所有文献,对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犯下的罪行,门格尔没有丝毫忏悔。只是在1976年的日记中,描写做细菌试验的时候,他提到了“痛苦的放弃”字眼。
国际社会始终没有放弃对门格尔的追踪,在维也纳专门成立了搜捕门格尔的犹太人组织。其间,曾有人到阿根廷翻阅门格尔的档案,发现门格尔曾在阿根廷首都郊区的圣伊西德罗区住过10年。据说阿根廷警方曾逮捕过一个被认为是门格尔的人,但由于德国政府未向阿根廷提供证明其身份的指纹,只好将他释放。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次出现门格尔已经死亡的报道,但其准确性都无法保证。直到1985年,在巴西圣保罗附近埃姆布的一个公墓,人们发现了据称是门格尔的遗骸。经过国际法医病理专家小组检验后,证实遗骨确属门格尔,并确定其为溺水死亡,死亡时间是1979年。
门格尔死亡的消息传出后,搜捕门格尔的犹太人组织把为捉拿门格尔而募集的100万马克赏金捐赠给了150位曾被门格尔当作试验品而幸存下来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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