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郊区城市化须走独特新路 冯村现象引关注

　　中新网北京3月15日电(记者张量)“一个民生凋敝、穷、乱、脏、差的落后山村，经过十五年的时间经济总收入增长了六十一倍，税收增长六十八倍，人均收入增长十一点四倍，平稳实现从传统农村转向城市新城区、从农民到市民、从传统农业到服务业等现代产业的过渡。”这是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在最新研究郊区城市化的课题《冯村之路》中对“冯村现象”这一奇迹的描述。

　　中国郊区城市化一直以来是困扰着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难题。而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永定镇的冯村，通过十五年的努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主动城市化道路，为郊区城市化难题的破题带来了重要启示。中国高层专家、学者极具敏感地捕捉到了冯村现象的更深层意义，由陈文玲牵头，联合了南开大学等多家单位和研究机构，组织专题课题组对冯村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15日，相关研究成果在京发布，并召开了高层专题研讨会。研讨会汇集了来自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各大权威机构和研究单位的高端专家、学者，为中国城市化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路展开了探讨。

　　中国城市化须走独特新路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在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这个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处理得好可能就进入现代化，处理得不好可能就调入拉美陷阱，这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走郊区城市化的道路能不能避开三个陷阱，将是中国非常现实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第一个陷阱，像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圈地运动，迫使农民破产，让他们成为城市平民，作为工业发展的廉价劳动力，这个陷阱有很多国家都掉进去了。第二个陷阱，大量的工人进城来了，对他们是什么样的待遇，怎么样利用他们？最典型的是把他们骨髓里的油也榨光。第三个陷阱，从现在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到，农村的人口减少了，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了，但是大多数都是贫民窟，甚至发达国家美国也如此。另外，许多发达国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中采取了对外殖民，这对于中国追求和谐世界而言，也是走不通的。

　　因此，陈锡文一直在思考中国城镇化道路到底应如何走。他说，中国城市化的终极目标究竟要不要像美、日一样95%以上的人口都是市民？我认为这个目标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中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必须要走一条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并行不悖的道路。

　　陈锡文指出，目前很多人对中国城镇化的理解就是城市一圈圈扩张，蚕食着农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农民失去土地、房子，甚至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有些地方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像很多对抗性很强的城中村，对社会管理提出了非常强的挑战。总之，在这个城镇化的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矛盾。

　　陈锡文说，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去年按居住地统计的城市化率，北京达到了45.68%，去年中国城镇人口总量首次超过六亿，我国十三亿多人口，如果这个数据准确，那么值得庆贺。但是由于统计上的困难，这其中有很多人口是流动的。按户籍统计的最新数据是2005年，农村人口为九亿四千九百多万，而这几年户籍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自己的判断，农村户籍人口应该是超过九亿的。那么，城市人口为三亿五千万，只占全国人口的28%。所以，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45.68%这么高的城镇化率是含有水分的，并且看到还有相当大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还没有转变为城市市民这一基本事实。如果忽视这一点，那我们今后的城镇化将会有很大的问题。同时也要认识到如果真正实现这个城镇化率，让二亿三千多万左右的人转变身份成为城市人口，代价是极为巨大的。

　　陈锡文提出，如果我们做一个大胆设想，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70%，根据预计中国总人口峰值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十五亿，那么城镇人口将达到十亿五千万，农村人口则为四亿五千万，这一数字与建国时的农村人口数一模一样。搞了80年的城镇化，还有四亿五千万农村人口，不可能把这么多人都放到城市里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也一定要走一条独特的新路。

　　因此，陈锡文说，如果在那么多人居住的农村没有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中国是不可能城镇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冯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虽然冯村没有纳入到北京的城区，但是那里的生产、生活、人们的理念并不比城里差。所以，这就启示我们，通过建设新农村，在与城镇化并行不悖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让农民不转变为大城市里的一员而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必须双轮驱动，以符合我国的国情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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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小岗村 30年后是冯村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尹成杰说，冯村现象的实质就是从实际出发，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它是中国大城市郊区走城市化之路的一个缩影。如何认识这个现象？过去在总结农村改革三十年时，说小岗村走出一条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改革之路，使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冯村在推进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它所发生的历史性的变革和所走过的历程，是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城郊农村走城市化道路的一个成功典范。深刻认识冯村现象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导向，对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格局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尹成杰提出了冯村现象的四点启示：一是推进中国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郊区，一定要统筹发展，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底线，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统筹来考虑，冯村就做到了这一点；二要从发展经济起步，以加速经济发展，迅速形成大的产业为突破口，冯村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立足于北京这个大城市的战略，开阔思路、开阔视野，做大产业，打造产业集团，实行跨行业、跨产业的经营，迅速地形成了产业的聚集、经济规模的聚集，提高了生产能力。三是一体化整体推进。冯村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了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建设管理一体化、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生态环境建设一体化，这四个一体化是冯村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核心基础。通过这四个一体化解决了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使各种利益关系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第四点启示，冯村的发展道路是建立在一个好的体制和机制上，发展股份经济、合作经济，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为冯村之路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和制度保障。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则用三个转变两个创新和一个模式概括了冯村现象的特点。他说，冯村具备四好条件，即好的带头人、好的班子、好的发展思路和好的制度。冯村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从传统农业向都市农业、休闲农业转变；二是从土地经营、土地资源运作向土地资本运作转变；三是从引进来想走出去转变，即从招商变成了对外投资。并且做到了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了以制度创新实现工业带动集团化和产业化发展模式。

　　对下一步的发展，他建议做好三个典范：首先在农民变市民方面做典范，注意三点：一是就地城市化，二是生活消费方式城市化，三是理念城市化。第二个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做典范，应当走好产业高端化的道路。第三在金融创新、资本运作方面做好典范。

　　农村城市化制度研究仍待深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长期从事农村城市化的调查研究，他提出在相关研究和实践中应当注重研究四个关系。

　　第一，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的概念里农民变市民就是农转非。这两年时髦的提法是“拿土地换身份”、“拿土地换保障”，户口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还要拿土地来换，社保是公民应得的一种权利，不应该与对土地权利的放弃挂钩。所以不能以放弃土地为前提来给农民城市身份，而应该让农民带着土地变市民，让农民就地市民化。如果将来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让所有土地全部国有化，那并不是一条成功之路。而怎么样让农民长久地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才是值得探索的大文章。

　　第二，农民与集体的关系。严格来讲，集体经济组织不是一个法人，农民与集体的关系中，农民生来就有成员权，集体的产权天然是模糊的。冯村的做法“土地变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保证了农民失地没有失业、失地没有失权，实际上集体的财产真正人格化，有了主体。而且股权化后有退出机制，不是用土地换，而是以股权的方式，这是很好的制度安排。

　　第三，村集体组织与村企业的关系。过去都是集体企业，实际上是社区集体组织对村镇企业财政的掠夺，企业与集体的关系界定不清。冯村向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方向迈进，而且相当成功，就把村集体组织与村企业的关系制度化、法制化。并由此吸引了真正的人才。

　　第四，农民与市民的关系。随着冯村的经济实力壮大，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村民福利上花了很多钱，从长远看，北京市要讲城乡一体化，最终冯村居民应该同北京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福利。

　　韩俊指出，这几方面的制度创新空间都非常大，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冯村涌现出来，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个多元化的农民市民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