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高官大多2012年前后卸任 “60后”进决策层

资料图：湖南省省长周强 中新社发 孙自法 摄

　　编者按：

　　中国省部级干部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而任正部级官员的“60后”，目前共有5位：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而在此次“两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选择了其中三位地方大员进行了专访或观察。

　　《生于60年代》一书记录了这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在嗷嗷待哺的时候，迎来了文革；在接受知识的时候，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逐步建立世界观的时候，迎来了思想解放……”

　　这些参加文革后高考的第一代官员在文革后三年的高考中脱颖而出。

而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社会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于是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最年轻的“弄潮儿”。

　　官员选拔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在建国初期，中国的党政领导主要从职业革命家中选拔。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这与当时的武装革命有关，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阶级仇恨深，因此容易在革命中崭露头角。”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干部选拔的断档。改革开放后，革命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一批领导人已经年老。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现代化主要是技术层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拔出来的干部主要是理工科出身。这批官员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多从大型国有企业的骨干力量中提拔，他们将治国的模式从革命模式转化计划经济的模式。

　　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均发生巨大变化，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强调民主，强调法治。因此，中央对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

　　媒体称，“60后精英”将改变“工程师治国”的局面。蔡霞认为，这批官员的涌现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后几十年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突然提拔”。

　　按照中国省部级正职官员65岁退休的规定，目前在地方省市区担任正职的官员很大一部分将从现在起到2012年前后卸任。这意味着中国今后几年地方上将开始大规模“新陈代谢”。

　　在十七大后的各省人事大调整中，大批“60后”进入省部级决策层，几乎遍及国内所有省区市，成为“新陈代谢”的最好注脚。

　　周强：法学家治省 守住公开、依法低线

　　“作为行政官员，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会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这两条，你就会依法行政，守住两个底线——一个公开，一个依法。如果不依法办事，造成决策失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甚至腐败”

　　本刊记者/ 杨中旭

　　11年前，周强38岁。他从比他年长5岁的李克强手中接过团中央的帅印，追平了李克强创下的最年轻省部级高官的纪录。而周强中国第一位“60后”省部级官员的身份，让他更加引人注目。

　　周强在团中央第一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的位置上一干就是8年。而他发起的一场行动，展示了他不同于当时广泛存在的“GDP崇拜”的执政思路。

　　那是2005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向全球10位知名人士颁发“地球卫士奖”。周强入围的评语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周强在推动“保护母亲河”行动、保护环境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保护母亲河”行动广泛动员3亿多人次中国青少年参与环境保护，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次年秋天，周强转任湖南省代省长(半年后当选为省长)。上任伊始，长株潭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申报主题变更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此前20年间，长株潭一直试图成为改革试验区，主题变更了不知多少次，但屡屡搁浅。

　　周强上任之后一年——2007年底，长株潭“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获批。这位省长亲自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阐明“两型社会”的意义。翌年，湖南又提出绿色GDP试点，人们终于明白，这个省长是来反“GDP崇拜”的。

　　在“GDP崇拜”几乎充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之际，“湖南肯拧着劲儿干事儿，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

　　实际上，周强拧着劲儿干的事情不止这一件。2008年10月1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正式实施，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开始从“管理者中心模式”向“公民权利中心模式”转变。程序规定总则中强调的公开、参与、高效便民和信赖保护四大原则，成为具体落实这一模式转变的后勤保障。

　　此前20年间，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的应松年教授，一直在为行政程序法这部能够从源头上有序约束行政权力的基本法而努力。囿于各种客观因素，应松年和他的团队在20年间起草并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多部行政单行法，但行政基本法——程序法却历经15稿起草而最终流产。2007年3月，同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应松年和周强都下榻在全国总工会的宾馆“职工之家”，两人偶然间谈起此事，几乎是在几分钟内就一拍即合，可以“先地方，后中央”。

　　2008年2月下旬，12位行政法专家被请到湖南举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最后的圆桌论证会，周强亲自主持。《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会场看到，周强对规定条文极其熟悉，在谈到行政指导时，这位省长说：我们给雨雪灾害中堵在京珠高速上的司机听广播，请他们绕道而行就是行政指导；每个绕开的司机发给200元，那就是行政诱导。

　　全场的一片笑声中，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说：正确的行政诱导也是行政指导的一部分。

　　周强说话语速很快，不时用鲜活的小案例来阐释规定的某些条款，同时也活跃了会场气氛。在和中国最顶尖的12位行政法学者的对话过程中，周强的法学专业素养丝毫不落下风。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1978～1985年间在西南政法大学受过7年的民法熏陶，很多法学家都是他的同学。被他请到湖南的12位学者中，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江必新这位行政法专家在2007年底之前，担任了3年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起草的那段时间，周强每有学理疑问，两位老同学就会聚到一起喝上一杯。

　　“我告诉你两句话，”周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作为行政官员，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会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这两条，你就会依法行政，守住两个底线——一个公开，一个依法。如果不依法办事，造成决策失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甚至腐败。”

　　2004年以来，出现在省部大员关键岗位上的文科背景官员开始逐步增多的情形，这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但是，文科官员中，仍然是经济学科居多，以法学家身份出掌省级政府的官员，周强是仅有的一位。

　　2008年秋天，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全球。作为湖南的一省之长，周强也把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了提振经济方面。2009年3月7日下午，这位省长就他近期的执政思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湖南是外出务工大省，现在返乡的农民工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周强：湖南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1200万人左右，跨省的有1000万，而且主要集中在珠三角。

　　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湖南在沿海一些外资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务工的农民工返乡比例比较高。据抽样调查，湖南农民工返乡比例在20%左右，约200万人。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到了农民全年总收入的40%，农民工返乡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影响很大。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帮助返乡农民工解决面临的困难，了解他们的需求，一件事一件事去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刺激内需就需要扩大消费，湖南如何应对？

　　周强：湖南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保全覆盖，生活方面有最低收入保障，生病了有医疗保障。从去年开始，我们已把没有单位、没有企业的居民，也纳入了医疗保障体系，解决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实现了全覆盖。但在很多领域，比如城镇居民的医保、农村居民的新农合医保标准、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低保标准，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这是我们的着力点，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努力实现的目标，就是要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居民收入增加，没有后顾之忧，就愿意消费。从湖南来看，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湖南的冲击。现在看来，我们当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谋事是早的，行动是快的，态度是积极应对，措施是主动应对”，取得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省外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可能是第二代，他们可能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在解决农民工回乡就业的问题上湖南有哪些新的思路和举措？

　　周强：农民工的后代要回到农村很难，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为那些有条件的农民工，为能够转移到城市里面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创造条件。要取消小城镇进入门槛，降低城市准入门槛，多吸纳农民工进城。总而言之，要通过综合举措，帮助农民工解决不同的群体、不同人群面临的实际困难，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这样才是有效的办法。

　　对返乡农民工，我们对多数人采取了培训的办法，帮助他们提高劳动技能；对年轻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创业愿望，而且他们脑子活，见过世面，我们推出了一项“全民创业”的计划。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低潮时期，湖南有什么样的考虑和应对？

　　周强：经济危机蔓延全球，对湖南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已经出现经济下滑的迹象。湖南部分产品的市场需求出现下降，有些企业利润、产业效益下滑，部分产业和行业主要是资源性产业和企业，比如湖南有色，受全球有色行业发展的影响，销售滑落。再如钢铁也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在积极应对的措施方面，我们按照中央扩大内需的要求，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做好配套；二是地方财政也拿出资金，通过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湖南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1%，今年我们还想保持这一增速。

　　在投入的重点方面，简单地说就是加强基础，振兴产业，改善民生。

　　但从全球看，历次经济危机或者说经济波动之后，都会带来一些国家、一些产业的兴衰。我们要坚持立足于省情，认识到在这一轮经济危机当中，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湖南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弯道超车”，准备怎么去实施这样一个战略？

　　周强：这场结构调整对全球、对各个国家都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对湖南来讲就有很多机遇，尤其是给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从去年年底以来，湖南承接产业转移一直呈增长趋势，2008年湖南加工贸易增长44%。今年以来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包括国外产业转移非常明显，这也就是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调整，为湖南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再就是吸引全球投资的机遇，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振兴产业的机遇，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改善民生的机遇，这都是湖南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当中要紧紧抓住的历史性机遇。

　　对湖南而言，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毗邻广东，承东启西，贯穿南北。前些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湖南自己和自己比成绩很大，但是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同湖南的战略地位相比欠账很多。比如，到2008年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在全国排名15位，这与我省的人口总量、面积和区域位置都不相称。

　　去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之后，省委省政府强烈地感受到，湖南的基础设施不仅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暴露出抗灾能力薄弱。我们就下决心全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到年底国家出台并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湖南正好赶上这个机遇。去年3月以来，湖南新开工建设高速公路18条。我们是“追赶式”的发展。去年国家新批高速公路建设规划当中，湖南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今年我们还是要加大高速公路建设力度，同时要加强铁路、民航、港口建设，力争到2012年左右基本构建湖南现代立体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要上很多项目，绿色GDP也开始试点，你不担心冲击“两型社会”建设？

　　周强：客观地讲，不排除有影响，尤其是节能减排，关了不少污染企业，对县一级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全局来讲，对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是很好的平台。这一次我去美国访问，在华尔街与包括高盛在内的投行等广泛交流，他们就表示愿意在这方面投资。

　　再比如说，大家都很关心洞庭湖，关闭了很多小造纸厂，环境好了以后，反而投资更多。从全省来讲，造纸厂做大了，环保达标了，全省财税收入反而增加了。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