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国经济转型的全球视野
如若经济转型成功，中国必将迎来另一个充满潜能的发展机遇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皇甫平丽
实习生韩冰
“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也面临着发展机遇。
事实上，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的一篇社论就指出，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就试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但一直难以迈出大步伐。外部市场萎缩后，内需不足的缺陷逐渐凸显。现在中国决心乘势启动经济转型进程，如若成功，中国必将迎来另一个充满潜能的发展机遇期。
转型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前沿性命题，在全球各个转型经济国家中，中国是转型经济的大国和代表性国家，并在转型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未来的经济转型进程也值得期待。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属于经济转型，经济转型也包括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如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体制转轨与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所有这些被称为经济转型的活动中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转型的取向都是市场化；第二，转型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产业和国家的竞争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也强调，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是要在尊重市场原则和规律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通过国际、地区和企业间的多方合作，蓄积民族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以顺利实现新一轮的经济成长。
全球经济转型的大趋势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源于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因此只有调整结构才能根治危机。刘军红为本刊记者分析了全球经济转型的几大趋势。
首先是不能脱离市场，以市场经济为主，尊重市场规律。例如，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虽然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政府都有介入，但目前已经开始对财政介入表现出谨慎态度。奥巴马近日承诺，将在2013年第一个总统任期届满之时将美国的财政赤字减少一半。刘军红认为，要保证财政的健全化和规律化，就要注重财政收支均衡，对赤字扩大持谨慎态度，否则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不利。
二是金融产业和制度的完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虽然在此次危机中暴露出很大破绽和问题，但金融技术和创新工具在维护经济内外均衡中的作用并不能否定，危机凸显美国改良和完善金融制度的迫切性，很可能促成美国就此重新建立更灵活有效、更稳健和完善的金融制度。
三是制造业方面发达国家开始追求能够领先世界和下一个时代的新技术，占领了这一制高点就可能在这个时代主导全球产业分工。面对全球能源、环境问题升温，跨国节能环保事业及其技术体系的构建，成为发达国家争夺未来产业技术竞争制高点的关键领域。2009年底联合国全球气候框架公约签约国大会计划达成新时期的全球减排公约，在此关键时刻，谁率先构建了节能环保技术垄断体系，谁就将获得未来的产业竞争领先地位。
对此，日本企业积极发挥技术和资金优势，瞄准新兴市场的电力、钢铁及新能源，加紧跨境并购和合作，控制新兴市场产业前沿，主导新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如早在2006年，东芝公司就瞄准新兴市场的核电需求，收购美国核电设备企业西屋公司，在能源危机下又通过对哈萨克斯坦的国营铀矿山转让10%的西屋股份，换取了矿山开发经营权，确立了从核燃料到核电设备的一体化垄断体制。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专家李众敏也对本刊记者指出，日本近几年的对外投资，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金融投资都是比较成功的，其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刘军红认为，危机下，日本企业积极展开对外并购与合作，和日本企业界对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认识有密切关系。
他解释说，日本企业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理论非常关注。克鲁格曼的经典思想是，全球化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而其主导者则是跨国垄断企业，所形成的跨国产业内贸易超过了产业间贸易，构成了全球贸易的主渠道。克鲁格曼的思想为日本企业展开内外一体化并购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的内外并购、重组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战略性之强，为以往所罕见。日本企业瞄准新兴市场的并购，必将对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要考虑的两大问题
在李众敏看来，中国本身的转型发展一直是借鉴了很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走过来的。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在引资还是借外债的问题上一度有争议，但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让我们看清了举债发展的道路是不切实际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正讨论短期资本开放的问题，但危机爆发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能过早开放资本账户。李众敏认为，现在谈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样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的经验和教训。
这位专家指出，全球经济转型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目前，世界新的经济增长点仍不清晰，即使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复苏，增长动力也有限；另一个是对增长过分依赖和看重，但福利未被重视。例如次贷产品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就反映出，尽管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增长很好，但是仍然有很多美国人住不起房子。
他强调，要扩大民众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就要避免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要同时关注增长和分配问题。不过，对中国来说，北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模式目前还达不到，更应该着眼于全民基础性的调整，如更合理的税制和更精确有效的国民账户，这是改善分配的制度基础。
他进一步指出，政府除了在刺激经济时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外，更多的时候要弱化投资者身份，要扮演公平角色，创造更多公平投资机会，为扩大民间投资创造更多的条件，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并加大民生支出。
李众敏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从长远和后续的发展来看，不能完全靠外来的创新带动，在装备制造、汽车、航空、核电、新能源等各个领域都要有自己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是，其“应用型创新”模式而不是熊彼得所指的“破坏性”创新模式，固然也能带动本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但是不足以构成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创新体系。中国事实上也在走日本的这条路，大力引进技术，如早期的“市场换技术”的路子，但事实上丢了市场，也未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而核心技术仍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丁一凡接受本刊访问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的遭遇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只是依靠劳动力多和生产初级产品，技术上跟不上外部需求的变化，外贸形势很容易变坏。丁一凡强调，我们存在与东南亚国家相像的问题。
他说，目前还有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一旦美国、欧洲走出衰退，外贸形势就会马上恢复。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走出危机并没有那么快，另外，即使走出危机了，整体形势也会变，会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如果只依靠欧美的市场是不行的，应该开发更多的市场、开发新产品。”
在这方面，丁一凡认为，日本当年发展的例子可以借鉴。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电子产品的发展。日本当年看到芯片技术，就想要把芯片应用到所有技术上去。那时候，主导汽车业的德国和美国在汽车制造上讲究结实耐用。但日本另辟蹊径，将电子技术应用其中，比如需要将汽车车窗摇下来，就在里面加一个芯片，一按按钮车窗就下来了。此外，还有电子打火等。结果，日本汽车占领了市场，最后德国、美国不得不向日本汽车业学习。另外就是录像机和摄像机的应用。录像设备一开始只限专业人员使用，体积很大，日本通过研究，将其小型化变成人人都可以用了。
他指出，这些技术上的应用创新主要来自于企业，企业要动脑筋，发现这些技术。现在有无数专利和技术没有商业化，中国企业应该不断寻找、捕捉这些讯息。
接受本刊访问的专家指出，在技术应用创新和市场转化方面，政府应该鼓励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应用，并为之提供支持，以完善国内的技术体系。例如，日本政府有一个“查新体系”，其设立的查新网上有各种新专利和技术的信息供企业免费查询。在中国，政府委托查新公司对企业提供服务，但收费高昂效率却不高。
又如芬兰政府，它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并积极引导科研机构及企业研究对增强国家竞争力最为迫切的技术。芬兰政府还注重通过宏观指导和协调，推动技术开发及科技成果的转化，使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涵盖了从产业培育到成长过程的整个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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