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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爷爷骑着三轮车送12岁的谢正香上学，路上她也会拿起小提琴来练习。她的父母是镇上做琴的外乡人，他们希望女儿将来能成为小提琴家。
重庆人谢国成和妻子两人在北京制作小提琴已有十三四年了，每年只生产100把左右的小提琴。
提琴最初工序是木料出形。工人戴着防护面具在空气中满是木粉的厂房里工作。
华东提琴厂，一位工人望向窗外。
窗边摆放的小提琴模板。
世界上每三把新创作小提琴中，就有一把是这个普通小镇生产的。北京平谷区东高村镇，年产提琴25万把，占世界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没有放过这个京郊小镇的大工厂、小作坊，甚至夫妻档———
这些日子，华东乐器公司的董事长刘云东闷闷不乐。
1988年，农民出身的刘云东贷款20万元办起了提琴厂。作为北京平谷区东高村镇上第一家乐器厂，也是目前最大的提琴厂，华东乐器公司年产提琴近20万把，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
而此刻，他挥舞着右手，因生产小提琴被电锯切断的半根无名指不断抖动着。“现在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一还多，只能凑合维持。”刘云东嚷着，直到被自己的咳嗽打断。
刘云东道出了目前的窘境：金融危机让工厂的订单量急剧下降，现在已经到了全厂最危急的时刻。“去年底，我开了50名年纪大、手艺差的老职工，你我都懂金融危机，但是工人不理解，就知道工作无缘无故没了！”刘云东说。
在华东乐器公司的工厂，虽然生产还在继续，但是个别车间里，闲置机器的数量却要比工人多几倍。在厂里工作了13年的一位老工人说，过去经常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最近则清闲得多，“挑灯夜战”的情况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镇党委办公室陪同记者采访的侯先生也承认，全镇大的工厂有9家，除了华东乐器公司还能维持，其他都已经纷纷停产减产。至于很多个人小作坊，改行的也不在少数。
华东乐器公司旁边的一家乐器厂，偌大的厂房前面，只停着不超过10辆电动自行车，工厂院子的大门锁着。
村民刘来林的小作坊，四五十平方米的工作室里，营业执照还挂在墙上，上面注册的经营时间截止到2010年，在营业执照旁边是几十把没卖出去的小提琴，已经落上一层灰尘。墙角还有很多上好的木料。金融危机除了让东高村镇很多提琴厂停工之外，那些不大不小的私营作坊更是备受打击。
自从1987年刘来林自办提琴加工作坊后，一对美国夫妇与刘家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一年能够赢利10万多元，刘来林在去年决定投资20万元扩大生产，现在却没有了订单。
可能是觉得原来热火朝天地工作的地方变得冷清而且凌乱，刘来林在屋里不断地归置着东西，不断地拿起散落在工作台上的琴头、琴身，抚摸着上面雕刻的贝多芬头像。“去年上半年订单七八万，下半年几乎没有。过去我们一把琴卖给他们要收1300元（人民币），现在美元贬值他们就得掏更多的钱，外国人的购买力下降了，小提琴又不是生活必需品，当然没人要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2008年7月15日，刘来林的爱人遭遇车祸，花了十几万元做开颅手术。重重压力让刘来林的小提琴作坊不得不停工，他掏了一部分“遣散费”给几个工人，自己也不得不从作坊主变成了给人做工的打工仔。
因为办理了营业执照，虽然停工了，每个月还得交税，里外里刘来林还搭着钱，不过他没有彻底关张的意思。“明年开春我还要扩大生产，还得把这一年的损失挣回来。”刘来林边伸手擦去小提琴上的灰尘边说。
纵然镇上的生意不景气，但孩子们吱吱呀呀的拉琴声却始终没有中断。多年来，许多家庭利用这个优势让自己的孩子学拉小提琴。这里可能是全世界琴童比例最高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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