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私人侦探大做讨债生意 业务量升10%

　　金融危机下 追债业务上升了10% 追债周期由一月缩至半月

　　“私人侦探”大做讨债生意

　　本报记者 于建

　　“别以为关了手机就找不到你了。”

　　“啊？”对方一脸诧异。

　　“我不为难你，把欠款给我们就行。

　　对方眉头稍微舒展。

　　“快给我们货款吧，大哥，我们都快下岗了！”

　　面对哭诉，对方开始沉思……

　　这是私人侦探王东与欠款人的一番较量。

　　始自去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重创了金融、外贸、制造等多个行业的同时，也给私人侦探业带来不小的变化。

　　追债猛增“小三儿”让位

　　王东是北京一个有4年从业经验的私人侦探，主营业务调查婚外情。

　　但是，去年11月以来，他不断接到咨询有关追债业务的电话：“费用是多少，有没有期限，追讨不成功怎么办？”

　　尽管追债业务不是他的主业，但每一次，王东还是不厌其烦地解释：“费用是按提成来算的，一般是债款的20％到30％，期限一般为一个月，如果追讨不成功，期间发生的费用自理。”

　　粗略估计，王东领到手的追债业务上升了10％。为此，王东和他的伙伴们忙活了好一阵子，“大都是一些外贸厂子，突然就倒闭了，老板卷款跑了，供货方就会来找我们帮他们讨回债款。”

　　“上升10％还算少的，南方私人侦探的追债业务那是噌噌地往上蹿，不少同行都不做婚外情调查这一主项了。”王东在业内打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而据报道，由于金融危机，今年国际追债联盟在中国的业务量也增加了20%。

　　让王东感觉最为明显的是，现在追债都追得比较紧，“我们开出的期限是一个月，但是委托方经常要求半个月，哪怕是多点儿提成也无所谓，大家都想资金尽快回笼。”

　　“别以为关了手机 我就找不到你”

　　3月10日，王东就顺利地完成了一单追讨债务的活儿。当时是上海一家公司给北京一家化工品出口公司供应原材料，一天，上海方面发现以前准时汇过来的货款迟迟不见踪影,经过联系发现，这家化工品出口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关门了，一直负责接货的北京公司代表也关了手机。

　　王东接到了这个活儿，货款是27万，“干下来拿个几万没问题。”找到手机关了的法定代表人对于私人侦探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尽管王东不愿意透露用什么非常手段找到了他。但是根据一些宣传，私人侦探可谓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们拥有通讯安全加密器、手机窃听器、无线微型夜视、数码照相望远镜、监控探测狗等专业仪器。

　　王东是以上海公司的外勤出现在那个法定代表人面前的。“他心里面想，手机都关了，怎么还能找到，首先就心虚了。”不仅是心虚，那个法定代表人对王东的两个招数也是很无奈——一个是声泪俱下的哭诉：“快把货款给我们吧，要不我们公司的人都得饿死。”另外一个则是步步紧跟战术：“他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连上厕所都跟着，直到把他跟烦了。”

　　“好多人可能会想我们是不是通过暴力手段来要款的，不是那样的，犯法的事情绝对不干。”王东说这话时，头仰着。

　　不让女儿知道 自己干过这一行

　　尽管对“二奶杀手”这样的称呼很反感，但是从业4年来，王东的业务多是婚外情调查。

　　4年前入行，身高1.74米的王东在面试时并不被看好，“干这一行的最好在1米7以下，最好有一张大众脸，放在人堆里认不出来那种。”干过多年广告业务员的王东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还是闯进了这个行当。

　　第一次上岗王东是跟着师傅去做的，是一项婚外情调查。面对哭哭啼啼的委托人，王东说当时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铲掉小三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跟了师傅一星期，王东就单干了。这一星期之内，他摸清楚了里面的道道——费用一般是5000至6000元，内容就是提供被调查人一星期从早到晚的行踪；期间如果发生到高档饭店之类的特殊费用，需要跟委托人申请，否则自付。

　　如今，作为一个资深私家侦探，他还总结了婚外情这项业务——以前几乎都是女委托人来查男的，现在也有男的来查女的了；被查的男性年龄以28至37岁的居多，这好像是一个出轨高发期。

　　车后备箱里面堆放着一些衣服，这里面是王东需要化装时的道具，通常，王东扮演的角色有抄电表的、电信公司的、煤气公司的。而有的时候，他还不得不在脸上粘个胡子什么的。

　　“都11点了，还没完活儿吗？”跟踪了一天的王东接到了妻子的电话。他回答说：“等这男的回了家我就完活，你先睡吧。”太多的婚外情故事在上演，王东说他要和老婆不离不弃。

　　“如果明天我能找到一个稳定而且收入还不错的工作，我今天就不干这一行了。”王东并不是厌倦了这份工作，而是他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够光明正大。他远在山东的父母不知道他干这一行，他将来也不会让女儿知道他干过这一行。

　　调查思考 走钢丝的人

　　王东是谨慎的，他接受记者的采访是在考虑了两天之后才答应的，而且还只和记者保持单线联系，就连采访的地点也都随时调整。在采访前他还要记者保证：“不能对私人侦探有什么偏见，否则咱们免谈。”

　　王东一再迷茫地对记者说：“国家能承认我们吗？你说不承认我们，却有那么多人需要我们。”

　　迷茫、尴尬的不仅是王东这一个私人侦探。1993年，公安部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带有私人侦探社性质的民间机构。除此之外，目前在中国没有任何一部公开的法律禁止或允许私人侦探的存在。正是在这个灰色地带中，民间私人侦探业擦边生存和发展着。

　　他们的人生就像是走钢丝，稍有不慎就踩到雷区。雷区是因为他们侦查的手段、跟踪活动必然影响到公民的个人隐私，客观上构成对公民个人权益的危害。但是王东对此持这样的意见：“你在公共场合搂搂抱抱，我们就可以拍，又不是跟着你到了你家屋子。”

　　天坛律所主任律师宋绍富说，目前对民间侦查权的界定并不明朗，私人侦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难以把握。但是他希望民间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侦查权，希望能够尽快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