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勒卡雷：天生的间谍

　　约翰.勒卡雷：天生的间谍

　　约翰.勒卡雷无疑是间谍小说第一人。也许，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并未被归入犯罪推理小说一样，勒卡雷应当算是描写间谍题材的经典小说家才对。

　　勒卡雷1963 年以第三本著作《柏林谍影》一举成名，知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从此奠定文坛大师地位。

勒卡雷一生得奖无数，包括1965 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爱伦坡奖，1964 年的英国毛姆奖、James Tait Black 纪念奖，1988 年的英国犯罪推理作家协会（CWA）终身成就奖（即钻石匕首奖，此外他还在1963 与1977 年两次获颁金匕首奖），以及意大利Malaparte Prize 等。2005 年，CWA 更是将其最高荣誉“金匕首奖中之奖”授予勒卡雷。

　　1990 年，柏林墙拆除，盛行半个世纪的间谍小说似乎也将随之倒塌湮灭。然而勒卡雷的回应是：“间谍小说不因冷战而兴，也就不因冷战而废。”只要人心诡谲难测，事情就不会结束。他继而写出了《神秘朝圣者》（The SecretPilgrim）这样的后冷战小说，清点留在欧陆间谍战场上的尸体。1983 年的《女鼓手》背景改为了巴以热战，从《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到《巴拿马裁缝》（The Tailor of Panama），他似乎越写越起劲，视野格局上更加广阔。2000 年的《永远的园丁》将笔伸向了跨国制药集团，揭露资本主义黑暗面。而成书于2003 年底的《挚友》，则回归间谍题材，是一部相当厚重的长篇，气势磅礴，夹叙夹议，毫不留情地抨击了“9.11”前后那些所谓“维护世界和平”的战争。

　　国内过去零零星星地出版过几部勒卡雷作品中译本，但受到的重视程度与他的国际地位无法相提并论。去年秋，世纪文景出版了他的成名作《柏林谍影》，作为大规模推出勒卡雷作品系列的前奏。今年初，勒卡雷的另一部名作《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新版中译本推出，紧接着的会是“史迈利三部曲”的后两部：《荣誉学生》和《史迈利的人马》。

　　文／顾湘 蔡宸亦 杜方舒（实习生）

　　当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大名如雷贯耳，而真名几乎被遗忘时，这多么像是个真正的间谍故事。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Moore Conwell）生于1931 年，被公认为“间谍小说第一人”。1963 年，他以《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the Cold）一举成名，直至去年出版的最新作品《头号逃犯》(A Most WantedMan)，其间几乎从不间断地以每两年一本的速度推出新书，至今已用约翰.勒卡雷这个笔名出版了29 部作品，其中21 部小说，有11 部被改编成电影。

　　与另一位人尽皆知的间谍小说家伊恩.弗莱明塑造的007詹姆斯.邦德相比，勒卡雷笔下的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在创作前三本间谍小说时，勒卡雷（姑且就这么叫着吧）本人担任着英国军情五处、六处的全职情报人员，为时长达5 年。有人甚至把《冷战谍魂》理解为勒卡雷的半自传小说——他曾被派驻到前西德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其间差点变节投向前苏联一边，而小说主角艾利克.莱马斯（AlecLeamas）正是冷战风云下的一名双重间谍。

　　1963 年，《冷战谍魂》一炮而红，勒卡雷离开情报局，正式转行成为职业作家。也有人说，勒卡雷的情报生涯是被著名双面间谍金.费尔比（KimPhilby）终结掉的。费尔比是“剑桥五人帮”（Cambridge Five）成员之一，曾出卖过许多英国特务给克格勃，勒卡雷就是被出卖的一员。几年后，勒卡雷在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Soldier， Spy）中，以情报员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最想捉拿的目标人物杰拉德为原型，仔细分析了费尔比的弱点及诈欺手段。而乔治.史迈利的外形则是勒卡雷根据牛津大学林肯学院院长维维安.格林（Vivian H.H.Green）塑造而成。

　　勒卡雷独特的经历为其笔下的人物增添了“现实主义”色彩。与弗莱明那些浪漫化的异想天开相反，勒卡雷塑造的英雄不使用花哨的高科技设备，鲜有掺杂惊险元素，就连暴力场面也有限。而其擅长描写的西方谍报系统中的尔虞我诈，却处处渗透出现实世界的残忍和不可靠。勒卡雷的作品常常暗示谍报世界始终扑朔迷离——敌人所给予的信息也许是诱饵或者陷阱。

　　同时，勒卡雷表明，就像没有好间谍坏间谍之分那样，冷战时的华约集团与北约仅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处于不同的阵营，但追求却是同样的。勒卡雷的人物有血有肉，伴有深度的心理描写，他们做间谍是为了生存，而并非为了伟大的空想。不仅在内容上，勒卡雷的作品甚至从形式上就抱有明显的怀疑态度，在某些小说如《德国小镇》中，几乎整个故事都是主角间的对话所构成。其间谍小说以深沉内敛的写作风格，确立了在20 世纪类型小说中的文学地位。

　　生于间谍之家

　　说勒卡雷是天生的间谍或者天生最了解间谍的人，大概十有八九错不了，因为谁也不可能像他那样打小受骗子父亲的影响。勒卡雷5 岁被母亲抛弃，直到21岁时才得知生母是谁，跟随父亲长大的他，曾在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完美的间谍》（A Perfect Spy）中，描述过他那糟糕的父亲理查德.康威尔（Richard Conwell）。老康威尔是个自信的骗子，他曾因保险欺诈罪被判入狱，但很快又重操旧业。勒卡雷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小说里的无赖骗徒主角，都是以他那不长进的父亲为雏形来塑造的。勒卡雷的传记作者LynndianneBeene 曾将老康威尔描述成“一个优雅的骗子，没受过什么教育，却魅力难挡，品味奢侈却没有任何社会贡献”。

　　据说，老康威尔外表风度翩翩，但实际上经常偷税漏税，拖欠佣人工资，而且还是个花花公子，风流韵事不少，因此有不少情人向他伸手要钱。康威尔一家的经济简直一团糟，还被迫经常搬家以躲避讨债者。正如勒卡雷在1980年接受《观察家》采访时所说：“他( 父亲) 是个乐天派。他的开销总是两倍于他的收入。他是个幻想家，也许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喜欢使用好几个化名。很多人都觉得他有些不可思议。小时候我大概也是这样。我们兄弟俩发现自己常常过着一种既像百万富翁又像乞丐的生活。”

　　勒卡雷从小就感到生活在“敌占国”中，老康威尔搜查他的房间，拆看他的邮件，通过电话分机偷听他的电话。作为一种反抗，康威尔也对父亲进行反监视，他常常翻看父亲的私人书信文件，搜查他的开司米套装、骆驼毛外套的口袋，偷看他的日记。他学会了蹑手蹑脚地走动，因为他注意到父亲做事从不弄出声响。勒卡雷在家里成了一名“双重间谍”，他既替父亲监视别人又监视父亲。

　　为了行骗，老康威尔拥有特工所需要的全套东西。他有数个藏身之所，一个必须经常沟通的社会关系网络，用于贿赂的资金，秘密交通工具和情报员。他编造谎言，使用化名和假冒各种身份。面对质疑，他也会拼命抵赖。勒卡雷四兄妹，都成了他的情报员，这些情报员非常听话，会定期去向父亲的众多债权人说“支票已汇出”。“没人会像我们这样，从小就需要骗人。”勒卡雷说。

　　随后，勒卡雷开始了学习生涯，但他在谢伯恩公学上学时中途退学。一种说法是因其父亲的经济状况入不敷出，无法继续支付贵族学校的学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勒卡雷无法忍受那里集中营式的严厉管制。总之，勒卡雷在1948 年转学至瑞士伯尔尼大学学习德语和瑞士语。1950 年，勒卡雷应征入伍，在驻奥地利的英国占领军中服役。出色的语言能力备受瞩目，加上从小练就的极强的观察能力和反应能力，使勒卡雷不仅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军情五处重用，更是最终被发展成为专业情报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管理特工、主持审问、监听电话以及执行合法闯入。不久之后，在犯罪小说家约翰.宾汉姆（JohnBingham）的鼓励下，勒卡雷开始在上班途中写小说，并逐渐成为日后的大师。

　　“内忧外患”的间谍

　　虽然有4 个儿子、12 个孙子孙女，可勒卡雷本人性情古怪、深居简出，住在自己买下的英国康沃尔郡的悬崖峭壁（Cornish Cliff）上的住宅里与世隔绝。他厌恶人群，声称对城市的最大忍耐限度是“三天三夜”。勒卡雷说自己从不打电话，生活就是写作、散步、游泳加喝酒。他拒绝过许多奖项（但接受过爱伦坡奖、毛姆奖、布莱克奖以及钻石匕首奖等），甚至包括爵士头衔。勒卡雷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称媒体—尤其是默多克旗下的—蠢得像猪，而且整天骗人。

　　“我的事你们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勒卡雷怒气冲冲地说，“除了当过间谍，我还卖过浴巾，给大象洗澡，逃学，因为弄错了指挥官的指令屠杀了一群威尔士绵羊，在特殊学校当过老师??”在一则关于沉默的声明中，勒卡雷写道：“艺术家，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没什么自我。他们伪装，他们并不存在，他们是间谍，我也不例外。”“好作家就是研究自己的专家，如果他聪明的话，就应该对此闭嘴。”勒卡雷表示，文学归根究底是完成某种高度的娱乐，他只是希望读者能捧着他的书，尽情欢笑和感受，这就是作者与读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与此同时，错综复杂的间谍故事又是现实生活的隐喻，婚姻和雇佣关系中都可能存在阴谋。

　　勒卡雷总是声明，自己笔下的那些故事全是瞎编的，没一点跟现实有关——“虽然可信，但并非真实。故事有开头和结尾，但间谍案从来就是悬而未决，没完没了，媒体总以为我写的是间谍手册，其实这全被夸大了。小说中，我试图探索的是我自己与我所伪装的人的关系，我对自己因为胡编乱造被人尊称为大师感到很自卑。”虽说如此，但人们总能在勒卡雷的故事里找到一些现实中的政治影射，比如在《巴拿马裁缝》（The Tailor of Panama）中，勒卡雷就涉及了当时受到撒切尔夫人推崇的里根经济政策、美国通过在巴拿马建立基地施加对卡斯特罗的控制以作为对诺加列将军的回报、CIA 对巴拿马流进美国的可卡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内容。

　　也许是受到互联网时代的影响，自从勒卡雷十几年前有了第一台MAC，开始学习打字并使用最基本的搜索功能，近年来的曝光率持续上升（大多数新书推广时的采访视频，可以在Youtube 上被看到），说话反而变得无所顾忌起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像我这么大岁数的老人，看到世界变成了这样，除了大笑和自杀之外，还能作何表态呢？你看我书里的主要人物，不都同时选择了这两条路？！”

　　勒卡雷被西方媒体评价为世上为数不多的敢于挑战时事题材的小说家，有着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2003 年，他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发疯了》（TheUnited States has gone mad）的文章，抨击伊拉克战争，他写道：“布什和他的同党们以维护美国的名义，对本.拉登和萨达姆犯下的，是历史上最肮脏最堂而皇之的诡计。”去年9 月，这位“愤怒的老人”又在英国公布新反恐法案（即嫌犯不经审判拘留42 天）后，公开痛斥工党无视人权，并给戈登.布朗上书直抒胸臆。

　　有人说，尽管勒卡雷离开情报界已经40 余年，但他在小说中发明的间谍术语，倒是反过来不断进入和影响着当今情报界的真实工作。正如勒卡雷所说：“或多或少，我希望我的间谍故事，仍能反映今天的这个世界。”

　　情报工作有时候滑稽极了

　　编译/ 蔡辰亦

　　在最新作品《头号逃犯》中，勒卡雷再次重归间谍题材，讨论后“9.11”时代的恐怖主义。在勒卡雷熟悉的城市汉堡，也就是“9.11”事件策划者的大本营，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来自车臣的年轻穆斯林带着私人银行巨额账款只身来到汉堡，身上带有明显的在狱中被折磨后留下的伤痕，神秘的身份和神秘的财产当然引起了美、英、德三国情报机构的注意……去年底，勒卡雷接受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采访，谈论了新书的构思、反恐战争、汉堡以及奥巴马。

　　Q：据说很久以来你一直认为，人们过度严肃地对待你的作品，其实它们没什么现实影射，你只是一个编故事的人。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个故事的构思开始谈起。

　　A：很高兴你以这样的方式开场。我希望能像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Madox Ford）那样，用动人心弦的故事吸引读者，构思是第一位的，眼花缭乱的细节不见得就能拼凑出好故事。至于借用当前反恐战争作为故事背景，是想提出这样的问题：反恐是否正成为一个庸人自扰的问题。

　　德国很有意思，它的境遇正巧象征着当今世界的道德困境，而在反恐战争的立场上，英国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的人权关怀，德国也面临重蹈覆辙。2006年9 月11 日、“9.11”事件5 周年，我正巧在汉堡，受邀与一位在关塔那摩关了4 年半的老兄见面。他生在不莱梅，长在不莱梅，是德国人和土耳其人混血儿，此前从没踏出德国半步，直到在巴基斯坦被抓。被捕大半年后，CIA 和德国情报局都说搞错了，他是无辜的，但是没人敢要他，于是他又继续被关了4年。关塔那摩的看守们可不管他有没有罪，对待犯人他们向来一视同仁。身强力壮的Murat Kurnaz 坐在我身边，讲述了好几天他被关押的情形，让我想起了当年车臣恐怖组织猖獗的年代—有些可怜的孩子就因为长得有点像亚洲人，便被抓起来。于是一些人物原型渐渐在我脑海中活起来。

　　Q：小说中有一句话说：“汉堡是酝酿罪恶之乡，这个城市因为残破的过去而充满内疚。”所以，恐怖分子选择这里作为大本营。你曾在汉堡生活和工作，是德国问题的专家。

　　A：首先，汉堡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它曾经短时间里沦为拿破仑的殖民地，在一战后它变成了共产主义城市，到了1933 年又被法西斯占领，当时居住在那里的两万犹太人，到1945 年只剩下不到1000 人。1943 年盟军的轰炸，是汉堡一次无法言说的重创，一周内死去了4.5 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在日本长崎轰炸中的死亡人数。二战后所爆发的激进运动中，汉堡成为了德国极左派“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的精神家园。如今，塔利班又在这里策划了“9.11”。

　　我所探讨的是，是不是汉堡出自内疚而实施的民主，使得他们表现出对这些激进组织的容忍，结果招致了祸端。德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很古怪，因为有一些阿拉伯人认为德国人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是正确的，这些人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已经足够了。这是令德国人备感尴尬的事情，但在与道德无关的情报界，这也是德国人在阿拉伯人中招兵买马的一个有利工具。这就是故事的背景。

　　你问我对现在的德国怎么看。我想首先它是欧洲（也包括我自己的国家）最民主的国家，它有最完善的宪法，这是在二战之后由非常明智的人编写的，这些人并不希望德国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德国拥有很多的中心城市，每个地区、每个州都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当你试图将他们团结起来，组建整个国家共同安全防卫时，它们反而互相防御。

　　Q：冷战和现在的反恐战争有何不同？

　　A：有很多不同，冷战发生在欧洲，它是一场发生于基督教不同传统之间的战争，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是矛盾的根源。而且，就我有限的冷战工作经验来讲，我们会恪守一些底线，比如，我们不是和那些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人发生冲突，不是和那些以杀人为目标的敌人相冲突。冷战是基于一种理性上相互理解的冲突。然而，反恐战争是真正有关文化冲突的战争，是意识形态的战争。

　　那些参与反恐战争的国家都做错了，他们将这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转化成了区域战争。其实，根本没有所谓反恐的战争，恐怖是从太古时代沿袭下来的一种战争策略。我们可以组织一次针对恐怖主义的有力的秘密行动，但是要开展针对伊斯兰教教徒的情报工作非常困难，因为他们的交流方式与冷战时期人们的交流方式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使用暗号。其次，他们并没有我们所能理解的中央指挥和控制系统，所以我们无法潜入其上级或家庭中搜集情报。再次，他们的工作以很小的单位开展，没有上级指命，个人或者小的组织也能进行工作，因而获取其情报或打击其恐怖活动非常困难。

　　但我不认为应该把反恐太当一回事，我们对于当今的恐怖活动过于敏感和畏惧，手忙脚乱地自己为民主体系拆台，其实根源是对敌人动机的无知。

　　Q：你在故事里设置了一个私人银行家为人物，实在太有先见之明了。

　　A：哦，那纯粹是出于运气。不过，我想谁都能察觉到银行体系的变异吧。那些精致小巧的私人银行今天带着铺盖来，明天就卷着钱款消失了，它们横行于整个欧洲，有的就靠给大财团洗钱过活，有的则只做内幕交易，反正，我就顺着这个风潮把我的银行家人物套上去了。

　　Q：你最近在《纽约客》杂志上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回忆了你上世纪50年代在汉堡的间谍生涯。那段经历过去你从不提起，最近怎么想到谈了？

　　A：你是指那篇我写的我第一次拿枪的故事吗？那是1949-1950 年间，我在奥地利格拉茨的英国军情处工作，那时的我像个傻子，真挺逗的。告诉你，情报工作有时候滑稽极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问题总是一团糟。就像我小说中写的那样，人类能犯的错误，我们都犯过。那个当初把我拖下水的人，本身就是个幻想主义者，他自己编了个可笑的故事并就此把它假想成一个伟大的秘密行动，不过这大概也是干情报工作的人臭味相投之处。

　　Q：最后，能谈谈你对奥巴马的看法吗？

　　A：首先，我保持我的年龄应有的谨慎，我非常乐意奥巴马当选总统。我想即便做最坏的打算，奥巴马即使不是一个好总统，可让一个非裔美国黑人进入白宫这件事情本身所象征的意义，都是那么激动人心。总是由白人操纵的世界，也终于可以改改了。

　　如果抛开我们所应有的谨慎，不计较奥巴马今后可能出现的失误，我认为奥巴马当选总统绝对是历史上一个精彩的时刻。这个时刻早在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时就应该出现了，但那时，如此伟大的诉求并没有完成，那时，没有人能够说：“这是我们重建世界的历史时刻。”但现在可以，我相信奥巴马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一个极具智慧的人。同时，我们的确在遭遇一些混乱，经济衰退、信贷危机??很多领域我们都得从头开始，去实施完整的、建设性的改革和调整。从这点来说，我认为奥巴马要兑现他承诺的“改变”，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