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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2009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在郑州举行。图为在开幕式上表演的球童。
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中超联赛新赛季今天在河南郑州市开幕。河南建业队在揭幕战中以2∶1战胜广州白云山队。在避免了“裸奔”的尴尬后，新赛季首场赛事也吸引了不少球迷。像不远万里前来赞助中超联赛的意大利企业一样，许多中国球迷也很难相信，足球这一风行世界的运动在中国就真的会水土不服。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不久前的两会上放言，“一定要把中国足球搞好”。
中国足协也在新掌门南勇的带领下，向“假黑赌”出了狠招，并加大对球场暴力等不符合体育道德的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采取了许多举措力图搞好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工作。不仅如此，中国足协以及职业联赛进行得相对顺利的中国篮协，都开始重提举国体制。虽然对于足球、篮球等运动来说，举国体制在提高竞技水平、培养后备人才等方面能否优于职业化联赛很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政府相关部门能加大对体育的管理和投入都是好事，如果能让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强强联手，倒也不失为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一条蹊径。
“现在还没有一种有效的体制能取代举国体制。所以，我们可以探讨举国体制的多种实现方式，并不是说举国体制和职业化、市场化一定就是矛盾的。”中国体育产业泰斗级人物、现任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说，“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共存。”
政府投资职业俱乐部从首都开始 10多年来一直与中超冠军无缘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或许能在今年兑现一次“永远争第一”的豪言，因为新赛季开始前，他们得到了北京市体育局2000万元的投入。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在不久前表示，这是为了全力支持职业俱乐部，以便让北京三大球的竞技水平得到快速提高。
从北京国安的情况看，地方体育局支持俱乐部的方法并不复杂，“出钱、出人、出管理”。北京市体育局不仅投巨资用于国安队一线比赛以及青少年培训。在国安梯队训练比赛中表现突出的外地青少年球员，还可以按照相关政策解决户口问题，使他们安心为国安队效力。
出钱的同时，国安俱乐部的管理也得到了加强：孙康林担任国安俱乐部名誉董事长，李惟淼从北京市足协转到国安俱乐部担任副董事长，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主任曹金亮则担任俱乐部副总经理。
北京市体育局的强势介入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往年年与联赛冠军无缘的北京国安成为本赛季的夺冠热门，就连亚冠赛场，国安都把目标定在八强。因此，赛季之初就有大批球迷排队购买赛季主场套票。第一场亚冠比赛，去工人体育场看球的观众就有4万多人。
这完全可以理解为行政投入对职业化联赛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这种行政支持也表明了政府管理部门对职业化联赛的认可，即便是职业俱乐部运作不力，但并不能证明职业化是一条死路，否则政府管理部门直接取缔就是了，没必要为了将死的行业投入巨资。
有国安球迷表示，本赛季如果北京体育局不投资，只靠国安俱乐部的力量，不可能签下这么多外援。也有球迷认为，在目前的中国，职业俱乐部还不足以起到引导市场的作用，因为中国足球还只是朝着职业化的方向前行，但离真正的职业化还有不小的距离。
据记者了解，大多数球迷的要求都很简单，只是想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打好比赛，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管理部门提倡举国体制还是职业化，球迷都不一定关心。只有球队达不到球迷的心理预期目标而俱乐部又无能为力时，球迷才会把目光转向管理部门。
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也遇到国安足球俱乐部同样的困难，年年徘徊在季后赛边缘的实力远不能让心高气傲的首都球迷满意，而投资方又不可能为球队投入更多的资金。有了国安的先例，首钢俱乐部也开始寻求北京市体育局的大力支持。
“现在，首钢俱乐部已经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北京市体育局参与俱乐部的建设和管理。”北京市体育局巡视员牟达维说，“体育局已经开始和首钢俱乐部全面接触。”
北京体育局对足球、篮球两家俱乐部的支持绝非偶然，这表明北京奥运会后，管理部门对体育职业化不但没有“抛弃”，反而加强了支持和控制。
举国体制能否强化职业联赛基础 几乎在中国足协明确认可举国体制的同一时间，中国篮协也确定了举国体制的主导地位。
今年2月，接替李元伟出任篮管中心主任的信兰成，在厦门联赛投资人会议上表示，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第一任务，举国体制的作用不能被削弱，而应该加强。
“现在，联赛在走市场化道路，有一定的职业化元素，不完全是举国体制，因此，一些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我们希望他们能更多地参与进来，让联赛的影响力更大。”信兰成说，“CBA现在是一个混合体，重提举国体制，是考虑到联赛的基础必须扎实。”
足球职业化的失败让篮管中心决心另找方向。在这一前提下，协调地方体育局和职业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合作方式，甚至在当地有多家职业俱乐部的情况下地方体育局如何协调，都无法阻拦篮管中心坚持举国体制的信心。
而篮管中心之所以明确表示坚持举国体制，是因为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依靠强大的举国体制获得了51枚金牌。金牌榜第一的辉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国民的士气。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表达了中国体育管理部门对举国体制“一要坚持，二要完善”。
刘鹏认为，虽然现在所说的举国体制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所变化，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水平都比较低的情况下，要想使我国竞技体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在集中有限资源、实施有效组织等方面下功夫。”
在刘鹏看来，在竞技体育领域实行举国体制，涉及到如何认识和看待竞技体育的价值与作用等问题。“发展竞技体育，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的重要方面。高水平体育竞赛不但可以满足群众的观赏和娱乐审美需要，而且在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等方面更有着特殊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竞技体育成绩能否理解为综合国力的体现？竞技体育的金牌能否代表体育社会化的水准？虽然这些问题还困扰着很多专家学者，但刘鹏的发言，无疑表明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态度，也为很多单项协会组织体育赛事定下了基调。
事实上，在2004年12月刘鹏接替袁伟民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时，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意味着“举国体制将被淡化”，中国的竞技体育将向产业化、市场化逐渐过渡——现在看来，5年前的这种预测并不准确：在产业化、市场化遇到挫折之后，举国体制仍然要在中国竞技体育中占据主导地位。
199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政府职能也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策，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逐渐获得自主权，政府也逐步从直接的大量的企业管理中退出，成为宏观管理和社会管理者，但是作为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体育系统在市场化和职业化的进程中，根本无法突破甚至改良以“政府管理体育”为实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
足球的失败不是职业化的失败 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告诉记者，整个国家的社会基础，是体育制度实现改革的前提条件。
“我们还没有合适的社会基础，让体育项目完全职业化，让体育赛事完全进入市场，让市场来规范比赛。”任海说，“目前中国很难有一个民间组织能把体育赛事运作成功。”
任海教授以美国的NBA联盟为例，他认为NBA作为民间组织，代表着美国国内运作单项体育赛事的最高水平。“其实很好理解，这个联盟的美国球员不承担什么国家任务，他们完全属于俱乐部，即便在奥运会和世锦赛时，征召他们参赛的美国篮协同样是民间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
在我国的体育体系中，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三者无法在更高层面上相互结合，被很多学者认为是阻碍体育事业整体发展的最大障碍。虽然近年来学校体育向职业化的竞技体育领域输送了一些人才，但那只是特例。
“NBA的成功是建立在学校基础上的，如果NCAA（美国大学篮球联赛）不成功的话，NBA也不可能成功。”任海说，“但是在中国，CUBA和CBA的关系还有很大的结合空间。”
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在连接方面的断裂，让竞技体育的市场化、职业化面临着成为“空中楼阁”的困境。
“我们应该看到，实际上体育运动的完全市场化，现在完全成功的实例几乎没有”，魏纪中认为，世界上多数国家政府对本国的体育事业都有财政支持，只不过支持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有的力度大一点，有的力度还不能满足需要。因为体育事业具有公益性质，只有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比重才会相对大一点。”
“我认为，现阶段举国体制应该发挥自己的服务职能，为职业化和市场化服务，而不是只强调自身的功能。”足球评论员王奇说，“比如，在足球方面，青少年球员的培养必须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只靠市场是完全不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年初进行足球调研时说，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丧失了举国体制的优势，“近年来中国足球青少年工作抓得不好，严重影响了中国足球的整体发展。”
因此，从今年起，中国足协决定全面恢复停办已久的“萌芽杯”（小学生）、“幼苗杯”（初中生）和“希望杯”（高中生）三大学校杯赛。按照中国足协青少部工作人员的介绍，参加这三项杯赛的城市将被划为重点城市、基础城市和推广城市，5年内杯赛涉及城市数目将达到12到16个，其中每个城市有32到40个学校组队参赛。
“我们都知道中国足球的失败不是职业化的失败，是没有真正职业化的失败，但在目前的条件下，盼望彻底的改革是不现实的。”王奇说，“这次足协强调青少年培养，也不见得一定能提高中国足球水平，但最起码这些比赛的恢复，会给更多的孩子一个踢球的机会，有就比没有强，至于这些比赛会让中国足球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短期内是不会有效果的。”
本报北京3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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