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关闭
对于提高个税起征点，舆论中一直有着某种一边倒的、不容置疑的、不断强化的力挺之声。在多数压力和对“民意”的忌惮下，很少有人敢发出反对之声，即使反对也只是匿名或低声嘟哝几句，遭遇猛烈的舆论炮轰后也迅速噤若寒蝉——正因为有着这种舆论专制，所以我特别佩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他在近日某次论坛上一语惊人，称社会科学院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个事情就是阻止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并反驳了几种流行观点。
（新华网3月22日）
高培勇反对的理由是，个税占居民缴税比例很低，提高起征点不能刺激内需，也不能有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虽然这些理由并没有说服我，但我很佩服他的透明、坦诚和大声说不的勇气。
喜欢这种坦诚，脱去马甲亮明身份，以对自己言论负责任的态度理性讨论问题，避免将讨论浪费在无休无止的身份猜测和口水横飞的道德扯皮中。这种“全裸表达”在当下的舆论生态中实在太稀缺了。不错，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群言时代、热言时代，许多人都获得了自由表达的权利，然而舆论却变得越来越混乱和模糊，很大程度上正源于表达者身份的隐匿。许多人都喜欢穿着马甲发言，你根本看不到他的利益身份，分辨不出其发言的利益指向，从而就难以展开透明、公平、理性的利益博弈。有些人的观点貌似公正和客观，貌似很讲专业很理性，其实是受雇于某个企业、为某个主子代言。人人擅长穿马甲，个个身份云山雾罩，这种隐匿身份的舆论混战根本形成不了开放、理性的博弈。
更值得尊重的是在舆论一律说是时，站出来大声说“不”：没有迎合某种公众想听的观点，没有忌惮于“民意正确”的压力而把自己的观点降低到道德表态、立场站队的平庸层次，而是努力从专业角度提供自己的见解，为形成理性的决策贡献自己的专业智慧。这是一种更稀缺的品质。
我也支持提高个税起征点，目前这种让工薪阶层承担65％以上税负的起征点很不公平。但我同时认为，个税起征点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专业问题，论证起征点的高低对公众的利弊，需要以财政税收的专业知识、专业数据和专业经验为基础，进行专业分析和判断。到底提高起征点后真正受益的是哪些人（会不会是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公共财政会受到多大影响（会不会税负虽减少了，但公共品的供应受到影响），对刺激内需和平衡贫富有无作用（减税负的那点钱会不会拿出来消费），这些都需要专业论证。可在我们的舆论中，起征点问题已在多数压力下化约为一个“政府尊不尊重民意”、“体不体贴底层民众”的道德问题，支持者就有道德，否则就没有道德，来自专业的理性讨论被这种肤浅的道德判断所压制。
以道德名义压制不同声音和相反观点，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共决策水平。最近正在看克林顿时期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的经典作品《在不确定的世界》，他透露称自己在白宫作某个决策讨论时，最在意不同观点。他说，如果不同意其他人看法的人受到鼓励，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那么这样的会议就会产生最佳成果。所以，如果一次会议似乎要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发展，他就会提出一个会引发不同看法的观点。与他意见不同者会受到积极鼓励，而不是遭到阻止。如果没有人有异议，他就会鼓励某个人站出来扮演魔鬼的辩护人的角色。他认为，与有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一样重要的是，这个小组富有智慧的精英们，尽量避免通过自己的观点进行自我表现。我理解鲁宾的意思，如果一场讨论没有反对者，争论的层次永远得不到提升，决策者很容易陷入某种自闭和专断，很难使决策权衡清楚利弊。
正因为同样信奉“兼听则明”，当看到我们的舆论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反对声时，我会产生一种本能的警觉：真的无可挑剔和达成共识了吗？不同观点哪里去了？是不是某种无形的道德专制或有形的行政专断力量让不同声音噤若寒蝉了？是不是多数人的暴力和高分贝的民粹声音淹没了反对者的智慧？是不是某种“民意正确”让习惯跟风的时评家和喜欢迎合舆论的专家又开始了大合唱？是不是多数人正在狂妄的道德自负中走向观点的自闭？我们这个国度曾深受舆论一律和道德专制之害，更应对某种一致意见保持充分的警惕。
让人担忧是，“民意正确”在当下已成为一种带着霸权色彩的话语。一种声音只要贴上了民意的标签，只要貌似或宣称“为了民众利益”、“为了帮助弱势者”，它就获得了一种不容置疑的道德优势，不同观点、专业判断和独立认知被淹没在乌泱乌泱的道德口水中。正因为此，高培勇大声宣称“社会科学院一直在努力阻止提高个税起征点”，才显得弥足珍贵。请从专业角度来讨论问题，不要拿“底层民众还是希望降税的”之类的道德判断来绑架别人。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