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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几十人身穿城管制服,把一名记者殴倒在地,流血不止。这名供职于《小康》杂志社的记者全身多处受伤,相机被摔坏,躺在了医院里。打人者则扬长而去,一幅凑巧留下的照片显示,他们头戴钢盔、身穿黑色制服。
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已经是短短一个星期内,同一个记者,在同一个拆迁现场,第二次遭受相同厄运,身背相机的记者试图记录真相,却未必料到,有些真相害怕被记录。
发生在长沙的这两起殴打事件背后,隐藏的是野蛮而强横的执法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司空见惯。它同样曾在北京、上海、重庆、湖北天门等许多地方酿成血案,并且看不到遏止的可能。从摊贩、记者到无辜的市民,都成为流血者。
有些事实必须得到正视。频繁发生的暴行已经证明,某些城管系统并不能有效地约束其执法者。除了暴力,它看起来找不到更好的方式,而这些暴力引发的冲突,已经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诱因。
我们无意对整个城管制度进行否定,但毫无疑问,过错已经太普遍,不能用偶然性来搪塞。现状之中的恶果,必定有根深蒂固的源头。
这种恶果很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政府默许甚至鼓励其执法者采用暴力手段,来对待不便于管理的群体,或解决棘手的官民争端。遭遇殴打的记者,现场没有得到警察的协助,事后也迟迟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回应,等来的更多是敷衍或矢口否认—这样的情形,难道不是几乎发生在每一起类似事件之后吗?
当社会矛盾无法轻易通过说服得到解决,就动用暴力,这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处理争端的习惯思维。
表面上看,这种思维早已经被唾弃,文明执法几乎成为每一个官员的口头禅。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违背了他们自己的诺言,置法律和正义于不顾。与那些行凶者比起来,这种放弃责任的政府官员同样令人厌恶,他们的纵容乃至推波助澜,成为暴力执法屡禁不止的源头——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城管出现在大街小巷,武力对峙而不是商谈成为主要方式。
殴打者继续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而我们甚至找不到地方发表我们的质疑。确实,从来没有人公开承认,城管有权殴打任何公民。法律和法令反复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报纸和网络作者声嘶力竭地斥责和质疑,相比之下,一次又一次发生的城管打人事件显得尤其讽刺。
被殴打的《小康》记者躺在医院里,等待着最后的处理结果。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也许可以为自己的两次遭遇讨回公道。但即使有圆满的结果,也不是整个社会的胜利。
我们不能指望对所有个案进行监督,每一起因为媒体曝光而得到解决的打人事件背后,都有数量庞大的类似事件无人问津。每一次都发动舆论风暴,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长久之计也许并不是对整个城管系统进行改革。且不说这个工程因为过于庞大而一时难以实现,事实上,一个再完善的执法系统,如果没有健康的理念灌注其中,也会做出同样恶劣的事情。
问题并不只出在城管身上,那些放弃了自己的监督和管理责任的地方官员,也许更应该有所改变。他们对城管系统的管理负有直接责任。如果他们宣扬的是和善而不是对抗,如果他们奖励文明执法而惩戒暴力,情形也许会好得多。
破解城管暴力执法的难题,已经成为不可拖延的要务。但是看起来,我们无法一蹴而就。
因为,只有多数执政者改变了既往的态度,只有整个政府继续完善和推广宽容、和善的执政理念,一切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否则,无论改革多少机构,出台多少法令,躺在长沙医院里的记者,都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城管殴打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