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思想：致胜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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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读史，读到林濂藩先生甲午海战百年之即所著《中日甲午海战百年祭》一书时，情绪激动，难以自抑。

　　林先生祖籍福建，投身海军半世纪之久，曾任台湾海军中将。他在书中，以专业的眼光、详实的资料、中肯的分析，给我们展现了10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海战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读林先生的书，那场海战几乎立体地再现在我们的面前。

　　1894年9月17日，中国黄海爆发了世界上第一场铁甲舰船之间的大炮战——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对日本海军。这场本来势均力敌甚至北洋水师略占优势的海战，结果却在5个小时之内，以北洋水师的彻底惨败而收场。

　　这场海战给中华民族的近代史留下了永远的耻辱和伤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斯文扫地，威仪不再。洋务派痛定思痛，兴实业，办工厂，买装备，整兵制，历数十年之久。这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给颜面尽失的大清帝国打了一针“强心剂”，也给了帝国一线存活的希望。然而，黄海一役不仅毁掉了北洋水师的主力铁甲战舰，更是毁掉了大清帝国数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毁掉了帝国的尊严、自信和存活下去的勇气。

　　这是历史之痛，民族之痛，军人之痛！

　　凡100多年来，有N多的学人专家、巨匠鸿儒反思过这场可悲的战争，找出了许多的原因。有人说，是炮管上晾着的大裤衩，有人说是老佛爷办寿的颐和园，有人说是无良军火商的劣质炮弹，有人说是妓女、间谍的叛国卖密，还有人说是指挥官的愚蠢蒙昧，等等。

　　游走在这段历史中，我也似有所悟：北洋水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指导思想的时代错位。

　　林濂藩先生《中日甲午海战百年祭》一书对北洋水师之败描述为“战略失策、战力落后、战术失误”。具体表现为：对海军本身的建设目标并没有深入的思考，把建设海军当作大清国门面、仪仗的成分居多；对海军成军之后的建设没有详细的计划，没有针对敌人的预先应对之策；缺乏应有的远见，任人唯亲，门派争斗等不良风气深入体制；具体作战时，指挥混乱，政出多门……

　　从当日的战况看，北洋水师的指挥显得相当混乱笨拙。开始，北洋水师舰队以双纵队阵前进，见日舰鱼贯逼来，下令改为“犄角雁行阵”迎进，并由原来8节航速改为6节航速，采取“等待攻击”的方式。

　　如果说此种改变阵形的迎敌对策是正确的，那么降低航速的做法实在是愚蠢得不可救药。然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正在北洋水师的指挥者集中精力指挥迎战的时候，一个具有一定指挥权的外国人泰莱却擅自让信号兵打出舰队转向45度的信号。虽然，这个莫明其妙的指挥动作被很快停止了，但北洋舰队已经完全失去了优势。

　　这些莫明其妙的情况均源自落后陈旧混乱无序的军事指挥思想，结果是让北洋水师败得理由充分。这一点，连日本人都看得很清楚。

　　战前，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祐亨写给丁汝昌一封劝降信，说：“清国海陆二军连战皆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尤。”“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所由致也。”这位北洋水师的对手，把中国军队的失败，归结于“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一下子就点到了要害处。

　　战后，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会谈。伊藤在发言中说：“十年前，我在津时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李鸿章听后，无可奈何地回答：“我国之事，囿于旧俗，未能如愿以偿……贵国兵将，悉照新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谈论，亦有深知心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其实，从北洋重臣李鸿章的口气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已经有所察觉，但是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制度体制的腐朽乏力，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文化习惯的媚俗低劣已积重难返、深入骨髓，李中堂也回天乏力。

　　器物的变革，可能只需要吃点苦、受点累、流点汗，或者花上大把的银子就可以实现；操纵器物的技术，也可以通过艰苦的训练而获得。可是思想、文化特质和社会习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在的东西，其变革总是那样的困难、缓慢、痛苦，往前走一步都可能会流血甚至牺牲。

　　思想的变革是缓慢的，军事思想的创新是渐进的。然而，军事思想永远是未来战争的致胜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