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官为什么富可敌国

　　南宋高官为什么富可敌国

　　—— —中国经济史上“官商苟合”的典型之一

　　“权力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的这种空前炽盛，非但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相反却预示着制度腐败的深及骨髓和社会大灾难的迫在眉睫

　　文/王毅

　　“中国官商史”所以应该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因为传统中国商品经济形态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官府权门与商业经营之间有着异常紧密的结合，并由此而产生出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后城市工商业发展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

　　许多学者不明白这个区别，一看到中国历史上城市商品经济具备了可观规模，就兴高采烈地据此论证中国如何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社会的萌动”，如此结论与历史的真实脉络当然南辕北辙。

　　其实王亚南先生早在60年前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农业生产力在丧乱之后有了一些恢复，依政权统一，农工业生产物加多而展开的商业，就照应着专制官僚机构的扩大，官僚阶层消费欲望的增繁，而使官商暗中的“苟合”得到一层发展。在这场合，中国都市的政治性，商业性与消费性，就“相得益彰”地尽情发挥。然而由商业与胡乱消费所给予政治上的腐蚀影响，不旋踵间，就由官僚阶层勤于剥削搜括，而怠于奖劝农事水利的颓废倾向上充分表现出来。…… 一切打击生产者特别是打击农民的措施，从四面八方紧逼拢来；贪污、横夺、欺诈，先是压迫着农民的生产条件，进一步压迫着他们生存条件；…… 等到农民大批流散、大批死亡，大批成群结队变为叛变队伍，社会劳动生产力实已被残酷的封建剥削破坏得相当普遍与彻底了，…… 在普遍农民叛变出现以前，或在其演变当中，常常还因其统治力减弱或弛解，而招来外侮，但在过去，不论是对外战争，抑是内乱或内战，都止于促成王朝的崩解，而迄未招致社会的革命。（《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权力专制性的膨胀往往与城市商业和消费的格外发展相互苟合、尽情地“相得益彰”，再由此进一步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的制度特点而仅凭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简单定义，那么对于这种经济逻辑就很难理解。

　　不过王亚南先生上文所说官商苟合是一种“暗中”行为，这却不尽确切，因为这种苟合往往有着热闹非凡的排场，其大张旗鼓和为害天下的程度足以令今人大吃一惊、进而生出无限感喟。

　　中国历史上的“官营苟合”可分为最高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吏直接经营商贸、商人们夤缘权门而钻营种种经商门路这两个大的方面，本文先谈前一方面。

　　南宋权贵经营商业的惊人规模

　　各级官吏利用禁榷（“禁榷”就是贯穿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朝廷专卖制度。禁止民间经营而必须由官府垄断专卖的，包括盐铁茶酒等一切具有经济战略意义和利润丰厚的商品）、司税、控制贩运交通、对外贸易甚至军队警察等等大权而直接经商以牟取巨额私利，这是汉代以后的通例，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等人仰仗汉武帝的宠信经营盐铁而使自己“皆至产累千金”是典型的发轫之始，再比如东汉时蜀地官员们利用当地富庶的资源而“以财货自达”，结果是“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后汉书·第五伦传》）

　　不过前代官营商业的方式和规模并不定型，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城市经济迅速扩展、货币等交易手段大为便利等原因，所以官营商业的规模远非昔日可比，尤其以南宋以后更为骇人听闻。

　　比如高宗时，名将刘锜手下专门从事贸易（当时称为“回易”）的军兵多达六千人，从国库支取的本金为七十万缗，再比如张浚“颇费官钱数百万缗”而经商，但他仍然对刘光世麾下从事贸易的军卒多达八千之众艳羡不已，对高宗说：“臣闻光世之去，尝语人以陶朱公自比，是诚可以致富矣！”

　　据史籍记载，南宋初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尚且不足一千万缗，由此可以估算出当时高官将帅们的贸易经营所垄断国家资源的奇高比例。

　　秦桧孙子的哀叹

　　一名军方高官驱遣之下从事商贸的军卒就达到八千人之众，其本金也有数百万缗之多，由此攫得的私利自然十分惊人，所以这些高官的“富压陶朱公”，竟然成了一个著名的制度现象，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总结南宋历史特点时，就专门用“南宋将帅之豪富”作为一章的标题；他还举出一则小例子：陆游遇到秦桧的孙子时询问他的家业如何，得到的回答是对家道中落的哀叹，因为这时的秦家每年只有十几万缗进账，不得不开始忧虑生计的窘迫，于是人们只能慨叹不已：“以十馀万之岁入，已谓家门衰替，则其前之豪富可知！”

　　而更值得后人留意的乃是这样的逻辑结果：“权力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的空前炽盛，非但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相反却预示着制度腐败的深及骨髓和社会大灾难的迫在眉睫。

　　比如曾让朱熹痛心疾首的现象：“今主兵之官，率无远虑，惟事骄侈，其志不过聚敛以肥家，其术不过交结以固宠，其所以侵渔百姓，刻剥军士，陵驾州县，轻侮朝廷者，无所不至”。具体来说：国家军费每月都要开支上百万缗，但是一多半军卒是吃空饷，其人数甚至无法详细统计。这些军兵疲于为将领们热衷的商贸经营而奔波，赚得的利润统统流入上司私囊，而军卒应得的衣粮却被任意克扣，结果他们个个“羸瘦单薄，有可怜之色”（《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六）——这不仅说明南宋最终的灭亡乃咎由应得，而且中国商品经济史所隐含的这种制度属性、尤其是它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路径的深刻不同，更是值得后人警醒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