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西藏自治区乃东县检察院原检察长见参(组图)

　　“我曾经两次见到毛主席”

　　———访西藏自治区乃东县检察院原检察长见参

见参在上世纪80年代身穿检察服。见参 供图

见参和老伴次仁拉宗生活幸福、其乐融融。傅伟 摄

　　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约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是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另有约5%的“朗生”是世代奴隶，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　———摘自《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冈底斯山南部的西藏自治区乃东县，是雅砻文化的发源地，那里有着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宫殿、第一座寺庙、第一座佛堂，那里还是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

　　当过16年基层检察院检察长、从乃东县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下来的见参，在自己宽敞明亮的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从见参谈吐自如的述说中，这位农奴出身、做过小喇嘛、西藏民主改革时参加革命、当了近20年检察官的老者形象，在记者心中越来越清晰。

　　“我曾经两次见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从见参的高宏大嗓中，听得出这是最让他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出生在“堆穷”家庭

　　1943年10月，见参出生在乃东昌珠的一个“堆穷”的家庭。见参出生时，家中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全家靠租种贵族的4亩土地为生。那时，生产力低下，1亩地才产100多公斤青稞。每年秋收后，向贵族交完粮租，远远不够全家一年的口粮。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见参的父亲只能起早贪黑干活，凭着祖上传下来的手艺，编织氆氇(藏族妇女制作衣裙的材料)，卖掉后换些青稞。即便这样，每到藏历新年前后，家中就断粮了，只得向贵族去借。这样，年复一年，利滚利，越滚越多。许多农奴家庭，因欠债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得不成了贵族的“朗生”。

　　农奴不仅属达赖“政教合一”的政府管辖，缴纳不计其数的苛捐杂税，缴纳“人头税”，还被贵族所拥有，每年要无偿给贵族干一定时间的活。见参的父亲和母亲，分属着两个不同的贵族。

　　见参和弟弟妹妹的相继出生，给这个农奴家庭带来的是更多的忧愁，见参的父亲一年到头都在为全家人的吃饭而发愁。见参的父亲经常念叨，他们家欠贵族的债，几辈子也还不清。

　　见参说，昌珠寺里的奴隶生活特别悲惨，没有床，没有铺盖，夜里睡在屋檐下，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在奴隶主的眼里，奴隶就是会说话的工具。见参亲眼看到，乃东宗(宗:旧西藏相当于县级“政教合一”的政府)一次抓来了一个奴隶，说是偷了东西，把他绑在柱子上，用皮鞭和棍子活活打死了。

　　在旧西藏，一个农奴的家中，至少要有一个男孩被送到寺庙当喇嘛。见参12岁时，被送到寺庙当了一名小喇嘛。他每天天没亮就得起床，扫地、背水、服侍大喇嘛。吃的是陈年糌粑，穿的是破衣烂衫，吃不饱，穿不暖，一年到头见不到荤腥，还经常不知缘由地惨遭毒打。

　　见参13岁时的一天，干活累得精疲力竭，刚坐下想休息一下，就被管事的“铁棒”喇嘛发现了，便挥着棍子向他的头上打来，见参疼得跳了起来，头上立刻起了大疙瘩，差点昏过去。

　　在见参的记忆中，他干得最苦的活，莫过于背水了。寒冬腊月，见参赤着脚，到离寺庙两公里外的河中背水，返回的路是很陡的上坡，他每天要背3次，一桶水有十几公斤。见参没有鞋穿，冬天双脚冻裂出了一道道口子。有一次，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水桶摔坏了，水湿透了衣服，冻得瑟瑟发抖，回到寺庙后，却被“铁棒”喇嘛狠狠地打了一顿。

　　两次见到毛主席

　　1959年春天，金珠玛米(藏语意:解放军)来了，他们在平息叛乱的同时，深入乡村、寺庙，了解群众的疾苦，宣传党的政策。见参所在的孜措巴寺，也来了解放军的工作组。听说解放军要招收藏族青少年到内地学习，见参迫不及待地报了名。

　　见参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山南分工委出发，经拉萨，被送到北京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藏语文、汉语、数学、政治、历史等文化课，还有刑事侦查等公安业务知识。

　　党和政府特别关心这些来自高原的藏族学生，给他们发了新衣服、新被褥等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每个月还发零花钱。见参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鞋、穿上了新衣服。学校经常组织他们到工厂、农村和学校参观学习。用见参的话来说，他和他的藏族同学，简直是从地狱走进了天堂。

　　上学不久，便赶上建国10周年庆典。见参和同学们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见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频频挥手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见参和同学们发自内心地欢呼着、跳跃着，高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战斗英雄，见参和他的290余名藏族同学也被安排一起走进了中南海。当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向大家挥手致意时，见参的眼中含着激动的泪花，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幸福和自豪。见参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回去后好好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以实际行动回报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

　　担任基层检察长16年

　　1964年4月，见参和藏族同学们毕业回到拉萨，成为了西藏第一批藏族公安干部。之后，他被分配到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聂拉木边防工作站。1970年，调到喜马拉雅山北麓、海拔4300米的措美县，先后在县革委会人保组、县法院工作。

　　1978年12月，措美县检察院成立(注:是成立，不是恢复重建。在此之前，西藏没有基层检察院)，见参调到县检察院工作后，先任检察员，之后任副检察长。1981年3月，经县人代会代表选举，见参被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措美县检察院检察长，由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基层检察院检察长生涯。

　　当时，措美县检察院主要办理为数不多的批捕和起诉案件，办公条件十分简陋，4名干警挤在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外出办案则要靠步行或骑马，为了核实一个证据，往返一次较远的乡村，常常需要四五天时间。

　　1984年3月，见参连任措美县检察院检察长，并任县委常委。

　　说起办理过的有影响的大案，见参对孙某重大盗窃案记忆犹新。时为县医院医生的孙某，有着精湛的医术和群众对他的好口碑。为达到出国留学的目的，孙某在一天夜间，盗窃了县机关待发的6000余元工资款。孙某盗窃案，是措美县检察院有史来办理的数额最大的盗窃案，还是所在的山南地区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中，第一件有律师参与辩护的案件。身为检察长的见参，理所当然地担任案件的主要公诉人，他带领办案干警认真审查案卷，梳理案情，核查证据……经过庭审，孙某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案件的成功办理，受到上级的好评和群众的赞誉，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985年3月，高检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双先”表彰大会，见参受到高检院的通令嘉奖，还同与会人员一起，受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亲切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在检察机关工作期间，见参多次受到自治区检察院和山南地区检察分院的表彰。

　　1986年，措美县检察院搬进了20多平方米的新办公室，配备了一辆办案用车，还有勘查箱、照相机、暗房设备等。

　　1987年3月，见参调任乃东县检察院检察长。乃东县检察院每年所办的案件，占所在的山南地区检察机关的50%左右，当时却只有7名干警。

　　见参在取得县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后，与相关部门协调，调入了4名素质较高的干警。之后，又通过学生分配、干警招录等途径，新进了一批干警，基本解决了案件多、人员少的矛盾。见参在乃东县任检察长的10年中，先后购进了两辆办案用车，配备了电脑、复印机等设备。

　　1997年3月，见参调任乃东县政协副主席。2000年1月退休。

　　尾声

　　在采访中，见参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见参告诉我们，他和老伴次仁拉宗的身体都很健康，儿子尼玛次仁秉承父业，当上了一名检察官，如今是加查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女儿玉珍是山南地区的一名小学教师。

　　见参深有感触地说，在旧西藏，农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到农奴主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自己从一个“堆穷”、一个小喇嘛，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全靠党的关怀和培养。如今，他虽然退休了，依然关心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关心检察事业，还想着为西藏美好的明天、为检察事业的发展尽心进言，发挥余热。（傅伟　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