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中国的民主探索自有其价值

　　民主，并不是只有西方代议制一种，在这个问题上，搞单一价值观是站不住脚的，因而用代议制那一套来评判中国的民主是不全面的，中国民主模式是一种新的民主模式，中国的民主探索自有其价值

　　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用代议制那一套来评判中国的民主是不全面的

　　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制理论。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代表制与代议制的区别出发。

　　代议制的核心，是公民推荐出代议员来“代”他们“议政”和“管政”。而代表制的核心，是公民推荐出代表在“表示（现）”公民意志的基础上来“议政”和“管政”。代议制的自由度要大，比如有的国家宪法甚至明确规定代议员“议政”和“管政”时根据的应是自己的“良心”；代表制的自由度小，严格地说，其本质仅是一种“表示”和“实现”行为。当然，由于公民的数量庞大和处在分散状态，有时他们之间还存在博弈，因而他们意志的集中、利益的确认就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共同利益的实现就更是不易了（更不用说每部分人和每个人的利益）。因此，建设代表制这样的民主体制，可能因本身的困难和文化基础、公民素质等因素而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这些并不能否定这种民主制度的优势，以及它在政治体制发展序列上“更高级”的位置。

　　提出代表制这样一种民主制度，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在产品的分配上产生了重大差别。其中一部分人对社会产品的占有过多，而另一部分人则占有“过少”。而其趋势则更不妙：它向“多者愈多，少者愈少”方向发展，直到少者在生存上“无以为继”的那一点为止。这种状况久了，引起了社会的极大不安定，以致人们认识到，不安定给某部分人造成的损失，已大大超过了他们过多占有所带来的享受。于是，让那些少占有产品的人有适当表示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并给予一定保障的社会舆论就产生了，这归根结底构成了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历史上各种民主理论（诸如天赋人权理论、代议制理论等）的纷纷产生，盖因于此。但是，应该给生产中处在不同地位、起着不同作用的人各自多少报酬，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如何计算出一个“合适”的标准，谁也说不清。于是，一般人的办法，往往是从能否“维持”现存社会体系方面来考虑，即大家能够接受、不闹事，就是“合适”了。这种尴尬局面，即使在一直提倡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提出通过革命和改变所有制关系、建立新的国家形式等一系列措施来逐步解决人类的这个不平等问题。比如，马克思就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是管理资本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代议制也只不过是每三到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的哪些人来“代表”和压迫人民。因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目标就是建立切实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就是他提出“代表制”理论的最深刻的背景。

　　代表制对代议制的超越：代表制是民主实现的新形式

　　马克思主义代表制理论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基础上更为先进的理论。它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由于马克思多年研究如何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形式而未得其解，所以当巴黎公社实行了代表制的新组织形式之后，马克思曾欣喜地说：“它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它保证了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因而“它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马克思如此推崇代表制的政治形式呢？这主要是由于公社实行了如下制度：代表的出身必须是真正的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言者；代表必须保证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实现普遍的选举制，就像工厂主为自己挑选工人和会计一样；代表工作时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公民必须随时监督代表，并可随时撤换不胜任的代表而不等任期结束；代表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没有其他特权。

　　以上做法有些可能过于激烈，但它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代议制一直存在的“改选只是简单的上层轮换”问题，解决了“寡头们始终掌握国家实权”的问题，同时更解决了社会精英在当选管理者后的“自我牟利”问题，从而实现了代表制对代议制的超越。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反民主的，相反，代表制反而是民主实现的新形式。

　　中国民主模式的现实基础：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适宜、合理的三个标准

　　人类任何一种制度都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判断一种民主制度的所谓“好”“坏”，也是如此。一般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仔细推敲，这话也不全面，还应该说“怎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民主既然是“由民作主”的问题，那么这个“作主”自然也包括享受到成果即“利益实现”在内，这甚至还是“作主”的实质内容。否则，只周游于“意见（利益）表达”机制，是谈不到真正“作主”的。

　　根据以上分析，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适宜、合理，就有三个标准：一是公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否畅通；二是是否有力促进该国该时段经济发展；三是公民是否共享了发展成果。一般情况下，保障了公民意见、利益表达，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又能最终让公民共享了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肯定就是“最好的”、最适宜的、最合理的民主。而那些虽然给了公民意见和利益表达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却不能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民主，就是不完全的民主；至于只建立了公民意见和利益表达机制，却造成了社会的混乱，根本就不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更谈不上公民共享成果的，应该说就是最差劲的“民主”了。

　　用以上标准判断中国的现实，应该说，我们大致属于最好的那一类。经济社会发展已不存在疑义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我们正在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全社会已经基本迈入小康，而最起码的生存权在全社会成员中都得到了保障；我国公民的意见和利益表达机制，是国外某些人常常批评的，但除了对那些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意见”在表达上有限制外，公民正常的意见和利益表达之畅通，有谁能够否认呢？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我们长期实行的代表制体制下，通过比西方某些国家有力得多的参与机制和上下各级间的协商机制，公民的意见和利益表达更充分。

　　总之，现实的世界，一方面是中国30年的成就，尽管金融危机也冲击着中国经济，但形势要好些；另一方面是实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遇到更大的困难。这都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关注，而这客观上也构成了对中国民主模式更多的兴趣。这是我们进一步坚持中国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基础。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人民论坛》（2009年第6期）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