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张绪：遗体捐赠 “遗产”仅有两光盘(图)

　　2007年12月23日，张绪为华中师范大学学生讲革命传统。（刘志云 摄）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捐赠遗体的老红军、老将军，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高风亮节！”2008年5月5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谢江虹在接受张绪遗体捐赠仪式上饱含热泪地说。

　　“怎么会是这样？”“我坚决不同意！”“可那是老爷子的意思”……

　　2008年5月4日中午，张绪的4个儿子、4个儿媳妇、3个孙女齐聚家里，就他的身后事争论着。

　　“在自己身上取得经验教训，为今后给病人再开刀取得经验，我愿为此作出贡献”

　　无私奉献只要党和人民需要

　　5月1日，87岁的张绪在医院去世。儿孙们印象中知道他有“骨灰火化撒江城”的遗嘱，那是12年前的春节，张绪病了一场后，对儿孙们亲口念的。此后，儿孙们再没有听老爷子说起遗嘱的事。如今，老爷子走了，儿孙们很自然地就想起了那个遗嘱，也想着就按他的意思办吧。

　　就在一切准备妥当的5月4日中午，指挥所领导说，张老是老红军，又是高级干部，离休后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要写个生平，还得有张老的亲笔签名。

　　“我来找。”长期陪伴在张绪身边的二儿子张亚军主动到老爷子书房翻抽屉。翻着翻着，他找到两张对叠的信纸，打开一看，张亚军叫了起来：怎么会是这样？

　　张绪这两张对叠的信纸就是遗嘱。一张是先前的那一份，就是儿孙们印象中的那一份；另一份是后来改的，区别只在于把“骨灰火化撒江城”，改成了“遗体捐献供科研”。

　　这太突然了，儿孙们一下子谁也受不了。尤其是一直和老爷子生活在一起的张亚军，说什么也不同意：“为什么要把这张纸找出来？”

　　“这应该是老爷子生前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我们还是得按照他的意思去办。”最后，老四张佑军说了这句话，打破了家里的凝重。

　　报告团成员骆继铭说，张绪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从不张扬自己，出头露脸的事，都尽量让别人去干。不过，张绪心里有数，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他坚决会干。

　　“我见医生同志们都心情不安，便鼓励他们大胆地手术，在自己身上取得经验教训，为今后给病人再开刀取得经验，我愿为此作出贡献。”更能印证张绪捐献遗体思想基础的，是他1989年6月10日写的这篇日记。

　　那年，张绪因第一次眼睛手术后，未能及时处理发生问题，致使眼睛合不拢。尽管眼科教授会诊确定必须进行再次手术，但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医生们不敢动手。张绪知道后，鼓励医生用他做实验。

　　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孙超流着泪说：“我被张老彻底震撼了！张老为了建立新中国流血流汗，死后还要把遗体无偿捐献出来。什么叫一个纯粹的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我从张老这里找到了答案，他用遗体作了人生中最壮丽的一场报告！”

　　“不能因为家里的事破坏了党性原则，你们要靠自己去闯。要相信党和政府，困难总是会有解决的时候”

　　家庭的事不能破坏党性原则

　　“首长，别家的孩子都在往军里调，您看老二、老三在外当兵，是不是先调一个回来？”1978年9月的一天，时任某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的陈祖骧对副军长张绪说。

　　“我们早晚是要去见马克思的，能管他们一辈子吗？”张绪不假思索地说，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去闯，不要管他们。

　　张绪有4个儿子，都在部队当过兵。老大当了7年工程兵，老二当了5年坦克兵，老三在南方边境作战当了3年汽车兵，惟有老四当了空军机务兵，靠自己的努力提了干，最后干到正团职干部转业。

　　张绪的战友很多，分布在全军各大单位。孩子们当了兵，提干、上学的事只要他愿意开个口，应该就没有问题。可是，他从来不开这个口。

　　“小四，确定转业了，有什么打算？”2007年年底，张佑军确定转业后，张绪问他。

　　“现在的转业干部很多，政府的安置压力很大，如果能自己解决就不要给政府添麻烦了。”原来张绪是要儿子靠自己自食其力。

　　张佑军开始有些想不通，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在部队工作二三十年，现在转业由政府安置是政策规定，没有违反什么规定。但想一想老爷子讲的话也有道理，从小就听话的他不忍心违背张绪的意思，最终还是选择了自谋职业。

　　张绪常说，我们共产党是靠人民群众起家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只有把它用在人民的身上，才不愧为人民的公仆。

　　前些年，张绪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两对夫妇因各种原因离岗，生活艰难，想让他给熟悉的地方部门领导打个招呼，找点事做。但他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找人。张绪语重心长地对子女们说：“不能因为家里的事破坏了党性原则，你们要靠自己去闯。要相信党和政府，困难总是会有解决的时候。”

　　“比起死去的先烈们，我的日子已经过得很好，生活再不可铺张浪费”

　　身后遗产仅有两张人生光盘

　　虽然是一名军队高级干部，但张绪一生简朴。走进张绪的家，记者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层楼房，客厅只有10来平方米，3张混合皮沙发是八十年代初搬进来时单位统一配的，地板还是水泥地板，已经露出了沙石；睡房里，床铺是木板拼装床，仅有的一个衣柜是简易衣柜，躺在墙角的4个行旅箱已经破旧不堪，皮子已经翘开，估计是1951年结婚时买的。

　　“比起战争中死去的先烈们，我的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生活再不可铺张浪费。”张绪总这样说。

　　其实，张老的日子过得挺紧巴。报告团团长袁升科说，90年代前，他的那份工资要照顾夫妻两边的亲戚们，以后又要接济两个儿子，时不时的还要帮助过去的战友。

　　虽然自己节衣缩食，但张绪对需要帮助的人却是慷慨大方。老干部们说，干休所每次组织捐款，他总是500元、1000元的捐，从不落在别人后头。1998年抗洪组织捐款，开始张绪捐了1000元，后面听说有人捐了2500元，硬是找儿子借了1500元捐上。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没有给你们留下金，也没有留下银，留给你们的就是这套光盘。里面是我的革命经历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做人准则。你们要经常看一看，不要忘记你们是红军的后人。”

　　2006年6月，张绪似乎有些不久于人世的感觉，专门请人录了一套影像光盘，作为特殊的“遗产”留给了四个儿子。

　　(法制日报通讯员 申进科 张建平 法制日报记者 陈丽平)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