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道不明的农民工就业数字 半月谈记者在浙江杭州、湖州、绍兴、义乌等地调研农民工就业问题时，碰到一个普遍性问题，即无论哪一级政府，或是哪一个政府部门，都说不清在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下，本地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就业，或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失业。
政府部门能讲清楚的，最多只是企业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
在义乌市劳动力市场，当记者询问春节后农民工就业岗位的波动情况时，该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说：“劳动力市场上人气没有明显变化。”记者追问：“是否出现了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状况？”黄允龙顿了顿说：“劳动力市场的情形，很难反应全市的真实就业状况。”记者接着问：“作为就业管理部门，是否对岗位减少状况，以及哪些行业就业受冲击较大进行过调查？”黄允龙没有做出回答。
在温岭市劳动保障局，记者也向该局副局长李玉友问起农民工就业波动情况，李玉友表示还没有就具体情况进行过调研，不过从媒体报道情况来看，他认为温岭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还可以。
同样，对于绍兴县有多少返城农民工需要就业，当地一些政府官员也说没有具体统计，至于就业岗位数字，则来自对当地企业的抽样调查。
解读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 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之所以说不清楚农民工就业数字，主要是因为现行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并未将农民工纳入登记范围。
“按照国家现行就业、失业登记制度，能纳入登记的对象只有城里人，于是就会闹出这样的笑话：经济很糟糕，大量农民工失业了，但我们的失业率还是很漂亮！”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指出，把农民工排斥在国家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之外，已成为当前我国就业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认为，掌握农民工就业数字是为其就业提供有效服务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把数字敲实了，才能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吴锦良主张，当前应尽快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把农民工纳入登记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失业预警机制。
为进一步完善现行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还应通过访问调查等方式，主动建立调查失业率机制，因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很多实际失业者或就业者，并不会主动到劳动部门进行登记。
发达乡镇党委书记大念“苦经”：“希望农民工能够少来” 湖州市织里镇是国内著名童装生产基地，大约有25万流动人口。该镇党委书记陈鑫堂向记者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农民工确实为织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内心来讲，我希望农民工能够少来，因为每来一个农民工，我的管理费用就要增加500元。包括治安管理、卫生管理、就医就学、劳动保障、供电供水等管网基础设施配套，去年花在农民工身上的管理费将近1个亿，镇里财政支出压力非常大。”
陈鑫堂做过一个统计，去年在织里打工的农民工每个人平均收入大约为3万元，“以25万人计算，那就是75亿元，这解决了多少家庭的生活问题，又为社会培养了多少有技术的熟练工和老板？但是从来没有人，也没有哪个部门，会从解决农民工就业的角度对基层干部进行考核。考我们的只有GDP，但GDP统计的是规模以上企业，能产生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和家庭工业不在考核范围。”
记者在很多农民工聚居地采访时发现，发达地区基层干部群体对陈鑫堂的“苦经”有强烈的认同：没有一个部门测算过管理农民工需要花费的社会成本和行政成本，也没有一套评价体系是从解决农民工就业的角度来评价基层干部。其实，那些有怨言的基层干部并非拒绝农民工流入城市，而是主张在大门打开以后，既要建立起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制度体系，又要有一套针对城市管理者的公平评价考核制度。
解读 让统筹城乡的就业考核像安全生产一样有“力度” 由于没有建立起统筹城乡的政府就业考核体系，基层干部缺少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的动力。很多基层干部和专家呼吁，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更多从就业角度评价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刚性的、细化的统筹城乡就业考核指标体系。就业考核指标应该像安全生产、社会稳定一样有“力度”。
上级政府应该把城乡就业率的提高、失业率的降低，作为对下级政府考核考评的重要指标。政府在衡量一个企业的贡献时，除了税收外，还应该考虑企业每年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发放了多少劳动者报酬。政府在评估一个项目时，要把这个项目能带来多少就业岗位列入审批内容。
企业喊“用工荒”，农民工闹“就业荒” 今年2月10日，作为我国纺织产业基地之一的绍兴县举办春季就业招聘会。该县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孙建华告诉记者，按照往年规律，元宵节过后是返城农民工求职高峰期，所以县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举办类似的招聘会，今年因为金融危机影响，估计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
然而现实却让政府官员和企业主们大跌眼镜。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的，完全是一派“粥多僧少”的供需态势：企业需要大量员工，而求职者寥寥无几，几十家企业的摊位前冷冷清清，不到中午，几乎所有的企业摊位都撤了。
绍兴县炎中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炎根说：“企业去年还有1000多名员工，但今年只来了600多人，并且缺口居然是去年的老员工。去年企业有30%是四川籍员工，今年这批人几乎都没有回来。为了紧急招人，我跑遍了绍兴市区、柯桥、衙前、萧山周边的劳动力市场，结果都和我们这里一样：没人！”
与上述“就业高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些地方则因为就业岗位萎缩，许多农民工无法实现就业，杭州就是这种情况。
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一处处长向明华向记者介绍说，今年在杭企业就业岗位数量比往年减少了1/3。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前来求职的农民工把招工信息栏围得水泄不通。来自湖北房县的农民工卢力汉指着张贴在市场里的招工信息说：“有些信息很不真实，明明说那个企业要人，等我们坐上公交车，跑大老远到企业一看，老板却说人已经招满了，白白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和车钱。”
解读 农民工就业信息的收集与发布要“广、快、准”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告诉记者：“在农民工劳动力就业信息收集、发布上，政府基本上还是被动的。我们的统计只局限在政府建立的市、县劳动力市场，但现在真正到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农民工，所占比例非常低，劳动力的盲目流动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政府在农民工就业信息的收集、发布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才造成就业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农民工盲目流动以及就业供需的局部失衡。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保障局副局长陈英平建议：建立区域联网的农民工就业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迫在眉睫，农民工就业信息的收集和发布要做到“广、快、准”。
“广”是指信息收集点和发布点要多，将就业信息收集网络延伸至企业，将就业信息发布网络延伸至农民工居住区，甚至要与农民工输出地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及时把信息传达给返乡农民工，指导其有序就业。有条件的镇和社区要设立即时滚动的电子信息屏幕，使之成为永不闭幕的招聘会，以方便农民工求职。“快”是指信息更新要快，过时信息要及时删除，第一手信息要及时上传。“准”是指信息要准确，信息公布要科学易懂，要按地区、行业分类，岗位需求和薪酬水平均应公开，从而大大减少农民工无序流动，提高其求职效率和企业招聘效率。
（傅丕毅 裘立华 张道生）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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