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教授：“中国应该继续大谈自由贸易”

　　东方早报记者沈雁飞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伴随着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的召开，一场金融主导权重新分配的博弈也随之拉开帷幕。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当前最可行的利益诉求是扩大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

　　东方早报：无论是“扩大在IMF话语权”还是“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提法，中国在此次峰会中都备受关注，在你看来，中国最可行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陈志武：最可行的利益诉求是扩大在IMF的话语权，扩大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中的参与权，而超主权货币的建立与推出也很重要，对中国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非常重要，应该在这次和今后的许多会议上重点提出，但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这是长期努力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以积极身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起点。

　　画外音俄罗斯财长库德林周二指出，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但或需15年时间才能实现，在此之前中国需要放宽外汇体制。

　　东方早报：有观点称，此次G20峰会是金融主导权重新分配的一次峰会，各个国家包括国际金融机构都在争权，那么从既有的结果来看，中国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陈志武：任何危机都是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这次当然使美国的金融以及其他领域的主导权严重受挫，中国的话语权与主导权上升。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不会变。从经济规模看，中国GDP还需要翻3倍才能赶上美国，按人均收入算，中国的距离更远；从金融角度看，虽然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非常严重，但那是一种“富贵病”，是金融相对于制度所能支持的容量过快发展的结果，而中国是金融发展严重不足、金融发展还没有足够深化，金融体系还没有足够的开放，这些现实使中国在将来的金融发展中仍然以国内金融改革为主，而不是去过度追求国际金融的主导权，内功做好继续是重点。

　　画外音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明确表示：“我不认为G20伦敦峰会与会各国有集体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政治意愿。如果这些国家真的愿意解决问题，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经济自主权甚至是政策的决定权。”他担心，G20很可能重蹈G8的覆辙，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复苏但漠视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

　　东方早报：中国在海外投资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都存在困境，前者在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后者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如何改善这一困境？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否意味着中国话语权的增强？

　　陈志武：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困难和挑战，跟美元的地位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

　　之所以有关系，是因为美国经济、美国资本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美国之外难以找到足够大的投资市场容纳下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金，所以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投很多钱在美国，再者，除了美国政府公债之外，很难找到更稳定的投资品种。我知道美元风险、美国公债风险也不小了，但比别的投资品种还是要低。

　　之所以没有关系，第一，中国企业或说整个社会以前没有海外投资的经验，现在一下子来这么多外汇，的确让企业、政府以及业界难以招架，于是，只能边投资边学习积累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有许多失败、要交许多学费，这些难以避免。

　　第二，在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以往的教育内容中，太侧重数理化和工程技术这些硬技能，忽视了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到今天，中石油、中石化、中化国际、宝钢、五矿、联想等等企业，都是工程师当道，要他们去其他国家投资、管理，在知识结构上会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所以，这也使海外投资失败很难避免。

　　第三，直到最近，外汇管理制度一直要求出口企业跟央行结汇，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让国家累积外汇储备，国家承担所有的外汇风险和投资任务，民间没机会承担外汇风险或者进行海外投资。这种局面最大化了国家投资的压力，也使得海外投资必然每次都是大手笔，亏损起来金额当然也很大。

　　最后，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这点大家谈得很多，也必然强化了海外投资的必要。这事实上跟美元的国际地位也没什么关系。

　　经济危机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所有社会中的人，包括中国、美国、印度、拉美，都有一个共性：一有问题，首先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尽可能地把责任归给别人，说是外国公司、外国人带来的，所以先要做的事是把外国人赶走、把外国货禁止在外。正因为这一点，中国政府近几个月在宣讲自由贸易的好处，而且还应该继续大谈自由贸易的好处，以尽可能地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给顶回去。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跟更多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包括印度等等。

　　另外，过去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很多，包括去年的4万亿元以及最近的十大行业振兴计划，但仔细看，4万亿元是以铁路、公路、地铁等基础设施为绝对主体，对刺激民间消费、对民生方面的侧重远远不够。而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实际上继续强化了生产领域、制造业领域。

　　因此，总体而言，这些经济刺激政策继续轻视国内民间消费的投入，让中国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被强化提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政府的经济刺激举措没有注重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使未来的经济更多靠国内民间消费带动，而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刺激目标，结果使中国经济在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模式上走得更远。在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这种注重短期利益的做法对中国经济的长久持续增长不利，希望接下来的政策举措能够纠正这些偏差，为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地增长种下更多的种子。

　　画外音伯南克近日在美国外交学会发表演讲时说：“要理解这场危机，不提从199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全球性贸易和资本流动失衡根本不可能。我们所有人对削减这种失衡都做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