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茶 战犹酣

　　蔡永红 本报记者 梁现瑞王飞 余向华 实习生 沈仁平

　　3月31日，距清明还剩4天，雨城雅安又遇上一场不期而至的中雨。

　　雨中，清晨7点，名山县城茶都大道上的“顺河抄手”小店，依然像往天一样热闹，客人接踵而来，店老板陈光荣夫妇应接不暇。

　　客流来自街对面一字排开的10多家宾馆。向西不到200米，就是名山县蒙阳镇茶叶交易市场——它才是抄手店和宾馆生意兴隆的秘密。每年从元宵直到清明前后，全国各地的茶商会蜂拥而来，“会战”于这个小县城内。

　　“外战”：逐渐成长的本土茶企，夺回川茶半壁江山

　　湖北宜昌的茶商肖先生冒雨赶往市场时，雨中的县城还没大亮，但100多个摊位的茶叶市场早已人声鼎沸。

　　“130，卖不卖？”肖先生在一个摊位前的大编织袋内拈起一小撮茶叶，向蹲在地上的张虎华报出了价格。

　　“啥？130！开玩笑。”茶农张虎华没有接受。如今鲜茶叶的收购价已是26元一斤，要4斤甚至更多鲜叶才能炒出一斤芽茶，再加人工费等，成本到了每斤135元。

　　肖先生使出砍价绝招，“干度不够，芽头上有黑点。”

　　张虎华并不妥协，“少了145免谈。”经过艰苦谈判，双方终于以每斤144元的价格成交。

　　这位不愿透露名字的肖先生，一下子收到了120多斤茶，但他还得继续在市场内挤来挤去。“以前不是这样的。”他说，4年前他刚来名山收购散装干茶，只需在大门口摆个秤，等茶农来交就行了。

　　但去年开始，他明显感觉到收购的难度在加大，不仅坐地收茶的情况没有了，收购量也小多了。去年他才收了2万多斤，今年收了不到4万斤，而往年要收10万斤。“主要是来的茶商太多了。”他告诉记者，4年前来名山收茶的湖北宜昌人只有三四个，现在有近40人。据名山县茶叶发展局的统计，今年外地茶商至少有上千人。

　　在名山县委农工办副主任高波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本地品牌茶叶加工企业的崛起，导致了本地散装干茶外销量的减少。截至2008年底，名山全县拥有注册商标的茶企已有40多家，而2001年只有一家。其中，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的茶企近30家。

　　在我省另一个茶叶主产区峨眉山市，2008年茶叶总产量为6300吨，仅竹叶青、仙芝竹尖、峨眉雪芽三家名企的产量就占到了全市产量近6成。

　　“川茶多年来为人做嫁衣的局面已得到很大改观。”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谢诗鉴说，去年全省茶叶种植面积252万亩，年产量为12.6万吨,，其中以散干茶形式销往省外的只有6成左右，而峨眉山等地只有4成左右，相对于以前，川茶“卖原料”的比例已经大大下降。

　　“内战”：本土茶企多而杂，能否统一在“证明商标”的大旗下？

　　在名山县的茶叶批发市场上，随处有人出售标着“竹叶青”字样的散茶。

　　“这样的行为都属于侵权，竹叶青公司根本不经营散茶。”这是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罗晓艳的说法，“这种仿冒现象会伤害到整个川茶的发展。”

　　目前全省已有数百家茶企拥有了自己的品牌，但大多没有壮大，年产值超过千万元的屈指可数。“品牌小而杂，并不利于扩大川茶的影响，相反会因为内耗影响川茶变强。”省茶叶行业协会会长章立这样说。

　　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尽管川茶是全国各地采摘时间最早、名气很大的，但去年川茶的产值在全国降到了第7位，出口量降到了第15位。

　　谢诗鉴提出了全省主要打造三大春茶“证明商标”的设想：峨眉山茶、巴山茶叶、蒙顶山茶（已申请成功）。由此将省内三个源远流长、全国闻名的茶叶主产地的茶企整合在一起。

　　所谓“证明商标”，可以概括成一个公式：土特产＋文化＋法律保护＝证明商标。比如浙江人以“绍兴黄酒”这个证明商标，统领当地几十家企业，名声大价钱高，黄酒产业获得迅猛发展。

　　面对这样的美丽构想，省内中小茶企普遍赞成，而知名企业如竹叶青、仙芝竹尖是明确反对。仙芝竹尖的老总杨泽勇认为，四川茶叶要做大做强，根本途径是为茶企的生存创造良好空间，提供信贷支持、融资渠道、政策支持等，鼓励“自由恋爱”而后兼并重组。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继瑞的观点比较“综合”，他赞同“政府要为企业发展创造环境”，同时也认为“证明商标可以考虑，但要加强监管”，他还强调企业应自主选择，加不加入证明商标均可。

　　劳力之战：可否将多个“临时”串成一个“长期”？

　　有一个制约我省茶叶产业发展的问题不容忽视——采茶工人短缺。这一问题在清明前后尤其明显。仅名山县在采摘明前茶的20多天里，全县采茶工缺口在5万人以上。而全省的缺口达几十万人。

　　3月30日下午，中峰乡四岗村五组茶农杨军告诉记者，为了雇人采茶，简直费尽了心思。只要得知有外地人来此打工，就会去县城的汽车站等。“等人的车子在车站外排成了长队，只要一有外地人来，大家一拥而上，有几次还抢错了，误把招工的人当成了外地人，闹了笑话。”

　　为了解决这种季节性用工短缺的问题，名山县煞费苦心搭建招工平台，还在电视台上发布信息，但最后总还是有几千劳力的缺口。造成缺工的最大原因，是路程太远的人根本没法来，毕竟是季节工，挣得不多。

　　为此，高波提出一个设想，通过市或省一级的劳动部门，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用工平台，各地将各个时段的用工需求集中于这平台上，再由政府部门去组织相应劳动力。“比如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三四月在乐山雅安采茶，四五月在成都平原收麦插秧，六七月在龙泉收获果实，七八月收割水稻，九月可以到新疆采棉，冬天又参与生产烟花爆竹……这样一年下来，多个时段的季节工串成了长期工，不仅解决一大批人的就业，也为各地提供了急需的临时用工。”

　　这或许是一个美妙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