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讲述：周永林原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主要成员
1937年夏天，全国学联来重庆检查工作，在江北县乡下举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的周永林
入档理由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失败。此后，杨闇公、傅烈、李鸣珂、穆青、刘愿庵等一大批川渝党组织领导人相继惨遭杀害，中国共产党在川渝的地方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到1935年，重庆已没有党组织和共产党员。
1936年2月，从江西苏区国民党围剿中脱险出来的老共产党员漆鲁鱼回到家乡重庆。在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情况下，领导了重庆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成立了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秘密学联”)。
后又成立了重庆救国会，“秘密学联”是其骨干力量。尽管“秘密学联”是一个“自发的”、“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但它已自觉承担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大后方鼓励并吸收进步青年，恢复党在重庆地区活动的历史使命，成为“三·三一惨案”后，由中国共产党人秘密领导的重庆地区团结抗战的先行者。
本期讲述人是年届90岁的周永林先生。周老是首批重庆“秘密学联”主要成员，他向本报记者披露了重庆“秘密学联”从成立到完成历史使命那短暂而又辉煌、鲜为人知的历史。
193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把魔爪伸向华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华北大地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学生立即响应，爆发了划时代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1935年，也是刚满15周岁的热血青年周永林人生道路上最为关键的一年，受爱国洪流的驱使，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中，并逐渐锻炼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热血青年响应《八一宣言》 周永林祖籍是巴县长生桥惠民乡三合土。1920年4月，周永林出生在巴县磁器口华康丝厂的一职员家庭，14岁时在重庆浮图关外巴县县立三里职业学校(简称“三里职校”)读书(初中)。其间，结识了比他年龄稍长的刘传福(去延安后改名刘传茀)，彼此兴趣相投，结为知己。
三里职校距离重庆城区较近。1935年秋，开学不久，一些进步学生分别从报纸和刘传福带回的信息中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事端，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达成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激起了大家的无比愤慨。
少年周永林爱好文学，常和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发表进步思想文章的报馆去玩耍，接触到一些进步文章。
当时住在苏联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吴玉章等同志，经全团商量决定，由王明回到莫斯科执笔起草一份针对国内新形势，提出开展革命对策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全称《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较之过去反蒋抗日时期提出的有关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
《八一宣言》在法国巴黎的《救国报》上发表后，立即向国内各地新闻媒体、海外华人寄发。周永林是在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之前，在重庆《商务日报》社收到的《救国报》上读到的。"
豆浆店成秘密集会点 真正指引周永林等一批热血青年走向抗日救亡革命道路的人，是老共产党员漆鲁鱼。
漆鲁鱼，四川江津人，四川国民党左派领袖、革命烈士漆南薰的侄子，早年留学日本学医，曾任江西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红军北上长征，为照顾正患重病的陈毅，经组织决定，漆鲁鱼被留了下来。后遭国民党清剿军包围，漆鲁鱼被捕。监管中，漆鲁鱼谎称自己是国民党军医，被开释回家，从此失去了与党的关系。
1936年2月，漆鲁鱼历尽艰辛，由江西经上海回到重庆，冀图找到党组织，经人介绍到《新蜀报》当编辑，进而结识了包括刘传福和周永林在内的一批救亡青年。
周永林讲述 漆鲁鱼常对我们进行革命教育，暗地里教我们唱《国际歌》，我们都把他当成良师益友。
1936年6月的一天，漆鲁鱼约集了重庆各中学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骨干二三十人，在西笑豆浆店内秘密集会。该店地处市中心区七星岗外黄家垭口附近，是漆南薰烈士遗孀、漆鲁鱼的婶娘开办的。会议决定正式筹组新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为吸取前次由重庆大学同学发起组织学生救国会的教训，新组建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采取秘密方式，简称“秘密学联”。三里职校刘传福和我成为“秘密学联”的第一批成员。刘传福被推选为主席，四川省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温嗣懿(女)负责组织，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的罗炽镛(女)负责宣传。
会后，我同刘传福商量，决定先在三里职校的同窗好友中发展一批"秘密学联“成员。1936年下学期开学后，公开发起组织一个全校性的学生社团耕余研究会作为公开的工作基地。“秘密学联”成员为该会核心，团结思想进步，品学兼优，在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同学，组成领导班子。因出头露面的同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耕余研究会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认可和支持，一下子就在全校范围内把抗日救亡活动迅速推开。
人生道路从此改变 在漆鲁鱼的带领下，我们秘密传阅中共有关文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形式多样，并尽量争取得到重庆各方人士的支持等，国民党当局也无可奈何。
“秘密学联”在三里职校的活动，刘传福负责对外活动，周永林负责校内工作，主要是在学校内部通过耕余研究会，组建读书会，举办时事座谈会，建立歌咏队，筹建演剧队，创办民众学校和出版大型墙报“耕余生活”。其中活动比较经常，效果较为显著的是读书会、歌咏队和民众学校。
当年，在一大批思想激进的中学生中，经常阅读的是五四运动后的新书，特别喜欢创造社、太阳社出版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懂得一点革命道理之后，开始读鲁迅的书。至于马列主义的书，因觉得比较艰深，很少涉猎。对此，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开展阅读马列主义指导的社会科学书刊，采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办法，后来才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这些在青年学生中开展的传播革命真理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
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迁来重庆后，为适应广大青年的学习需要，专门编辑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这套《丛书》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大家思想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周永林讲述 ：
开始，参加读书会的同学对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兴趣不大。对此，上级组织一再提醒我们：对大部头的“难读”的书，要硬着头皮去读，读后能记住一些标题和警句也算收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年我也是硬着头皮读的，有些名言警句，如列宁说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至今能背诵出来。
当时，红军经过长征刚到达陕北。大家对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真实情况，只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通讯集)中了解一鳞半爪。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有一家由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开设的知识书店(设在方家什字，今民生路附近)，把斯诺从陕北回到上海后，在《大美晚报》上刊载的他在上海某教堂所作的关于陕北之行的报告，集纳成书，取名《中国的新西北》，由知识书店秘密发售。发售对象主要是“秘密学联”成员。发售方式非常特别：需要购买的直接去书店，不必开腔，主动把3个当二百的铜板放在书店柜台上，店员就会从柜台下的书柜里，悄悄拿出一本给你。《中国的新西北》大大增进了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
重庆地处祖国西陲，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我们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主要以演讲、歌咏和戏剧演出为主，利用节假日，去学校附近农村乡镇演讲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广大农民的抗日救亡热情。
我们还举办了民众夜校和民众学校。大家一起读书唱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意思是：你蒋介石若不抗战到底，不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就不拥护你)等口号，很有收获。
抗战爆发后，通过审查，中央恢复了漆鲁鱼等几个失掉关系党员的党籍，在重庆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着手恢复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后经四川省委批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漆鲁鱼任书记。重庆工委最先从救国会骨干成员中发展共产党员。
1938年4月，周永林年满18周岁，经党组织批准，由党领导的“秘密学联”成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候补期(解放后，他的革命工龄从1936年算起)。从此，周永林的人生道路也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
延伸阅读 重庆“秘密学联”的历史使命 1936年暑期，重庆三里职校的刘传福去成都探亲。偶遇受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派遣，前来成都做四川刘湘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同志。张曙时从刘传福处得知重庆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估计是有“人”在从中领导。张曙时要刘传福回渝对漆鲁鱼进行考察。刘传福回到重庆一一照办，随后再次前往成都向张曙时作了详细汇报。
1936年10月，张曙时亲自到重庆，首先恢复了漆鲁鱼的党的关系，对他领导的“秘密学联”成员逐一进行甄别考察。按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建队原则，在重庆重新组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
有关党史研究专家介绍，当时，在重庆周边成都和贵阳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组织都叫“民先”。重庆新的“秘密学联”本来也是按“民先”的建队原则组建的，叫“秘密学联”，主要是为了防止暴露，麻痹敌人。
重庆“秘密学联”改建的同时，张曙时在重庆重新组建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经考察，原重庆“秘密学联”中的骨干分子大都相继入党。至1938年底，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原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宣布结束。此后，重庆学生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悉由中共重庆市委直接领导。
记者 袁尚武
吴子敬/文、图整理 (来源：重庆晚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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