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报道之武汉 真空期的“武汉保卫战”

解放前夕的武汉三镇

陆天虹近照

　　解放军兵临城下，武汉的天就要亮了。小诸葛白崇禧率部仓促南逃，留下小股残余部队欲大肆破坏。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和各级城工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一场斗智斗勇的反搬迁、反破坏、反逃亡的斗争……

　　真空期的另类“武汉保卫战”

　　 记者 苏海涛

　　这是武汉一个清爽的4月清晨，映入眼帘的是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和岸边那一片萋萋芳草，以及间或翩舞期间的几只蝴蝶，迷蒙的雾霭里，杂陈着江水的腥味和野花的香芳。

　　在汉口永清路附近江滩，87岁的退休老干部陆天虹像往常一样进行着晨练。呜……过江轮渡的汽笛声响起，把他的思绪拉回了60年前。

　　如今已头发花白的老人，彼时风华正茂。由于参加革命早，27岁的他已经是中共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负责开展对武汉的地下工作。

　　从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弃城南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三天被称为武汉解放的“真空期”，也是陆天虹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日子。当时，他正在距武汉市百余公里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里，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指挥和掌握着发生在三镇大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斗争。

　　今年80岁的老人谢善宝当时也在武汉城内，年轻的他还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义勇消防队”，维持社会秩序。于是，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关于那短短的几天里的记忆有了交集。

　　外困内反，小诸葛仓皇逃离

　　“在全国大城市解放史上，武汉模式是独一无二。”陆天虹表示，武汉的“变天”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五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

　　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的小诸葛白崇禧，在5月15日下午3时许，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随后，武汉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又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大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全线撤走。

　　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后，地方治安“由地方警察机关和人民自卫队负责”。午夜，五十八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对于这种情况，地下党和各级城工部是有准备的。”陆天虹告诉记者，早在十余日前，国民党军队就有撤离的迹象，武汉的治安也日趋混乱。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了三个指挥中心，一个位于汉口保元里9号，另一个位于原汉口市电信局大楼，在武昌的原鄂南电力公司大楼内也有一个指挥中心。“早就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立马就出来控制局势。”

　　最令人遗憾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

　　活跃在街头的“红帽队”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之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

　　“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各个区都有。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由于急需人手，时年20岁的武汉中国国货公司职员谢善宝被临时“抓丁”，招进了义勇消防队。谢善宝说，15日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一个值班的同事一宿没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厂”“护店”。晚上不时可以听到江边有零星爆炸声，听说是国民党在炸渡船和码头。

　　谢善宝说，自己当天晚上还有些害怕，担心国民党以后回来反攻倒算……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12时许，在公司大门口巡逻时看到了一队解放军，从中山大道转弯，一路急行军到了江汉路，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而此时，义勇消防队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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