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声音

　　亚洲声音

　　——中改院“增长与改革”国际论坛精华

　　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大国，过去的30年，增长与改革始终是一条主线。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特定背景下，提出“增长与改革”这一主题，目的是讨论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化危机为机遇。

危机是一场灾难，它带来世界性经济普遍衰退；危机又是一次机遇，它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深入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寻求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也就是说，危机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往往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契机。为此，在采取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需要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两种危机的互动

　　■秦晖

　　美国人抱怨中国人对他们倾销，中国人抱怨美国人剥削了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抱怨都有理由，但是能怪谁呢？

　　我们的危机和美国的危机是不一样的，不仅不一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之前吴敬琏先生也谈过同样的意见，吴敬琏、孙立平和我大致上在这一点上观点是一样的，都认为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内生性的。

　　最近，北大的陈平先生曾经说，这个危机其实是福利国家的危机。所谓福利国家就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行为，陈平先生说这个危机的两个表现好像都和照顾穷人有关。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讲福利国家，美国比欧洲差很多（当然欧洲典型的福利国家也有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冰岛）。一般来讲，这个危机的深度似乎和福利国家的高福利的程度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因此我觉得如果仅仅是福利国家的问题恐怕也不太对。

　　美国危机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高消费的恶习，可是这个高消费的恶习光骂美国没有用，关键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根本说不过去，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说资本主义造成消费不足，从来没有说资本主义会造成消费过剩，如果不是经济制度，那么是什么呢？是所谓的西方文化吗？也有人说西方文化是一个消费文化，以前我们经常讲西方文化一说就是新教伦理，这恰恰就是压抑消费的，美国人以前是新教徒，现在也是，为什么以前是积累狂，现在变成了消费狂呢？我觉得也不是文化的原因。我要讲自由竞争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都有很多毛病，但是他们都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如果福利和自由都最大化，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就比较有问题。

　　它的第一个原因，美国之所以出现高耗费，是因为美国人有一个“宝葫芦”，爱印多少就印多少，不管是什么文化，什么制度，拿着这个“宝葫芦”想不消费都难，只要印钱就可以买世界上任何东西，那就可以解释这种祸只有美国人惹得了。但是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美国人这样干对自己没有危害吗？当然有的。美国人这样干，迟早要捅出大篓子，老实说在美国十几年前就有人做过这样的预言，美国的政论家也有很多人讲过，明明知道这样干会捅出一个大篓子，为什么克制不住呢？就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会造成老百姓既追求高福利也追求高自由的这样一种冲动，这些国家左派上台减低不了自由，但是可以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减低不了福利但是可以增加自由，西方的右派都是反对福利国家，但是西方右派上台从来没有导致过福利国家的弱化，里根时代是这样，英国的撒切尔时代也是这样，民主条件下他们弱化不了，老百姓不干，老百姓既然不愿意弱化福利国家，为什么把右派选上台呢？道理很简单，他们不愿意降低福利，但是他们愿意提高自由，选左派是不愿意减低自由，但是愿意提高福利。

　　什么制度能够使穷人成为房主呢？老实说福利制度做不到这一点，你只能用一种为穷人买房向全世界投资者设套的办法，这种办法是非常可恶的办法。自由福利双膨胀必然要导致高消费，我们都知道有福利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尤其是信用的自由使消费杠杆大大放大。这会造成这个国家财政极大的负担，但是仅仅国家财政极大的负担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大量的消费债务。

　　我刚才说民主国家会有这种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多得很，闹得像美国这种程度的就只有美国呢？很重要的还有第二个原因，要透支还要有透支的工具，其他国家像欧洲、日本没有像美国这样只要大量印钱就可以大量透支的本事，他们没有这个工具，美国可以做到，他们就大透支了。第二个条件，大家知道透支还要有人愿意大量的借钱给你，正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低消费又生产过剩的国家，这些国家恰好就是美国人透支的主要对象，如果没有全球化就没有这个游戏。只有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这种极端低消费的国家产能过剩，美国这样的极端高消费，又不生产，过剩生产的卖给美国——其实还不是卖给它，而是借给它，因为它只给打了一张白条，至少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这个白条是很难兑现的。从短期的观点看，美国人从中得到了高消费，其他国家从中得到了高增长。现在，美国人抱怨中国人对他们倾销，中国人抱怨美国人剥削了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抱怨都有理由，但是能怪谁呢？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危机将促使

　　新一轮金融改革

　　■张承惠

　　如果说急于在短期内刺激中国经济恢复，而忽略经济结构调整，未来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

　　我首先要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金融改革完成了吗？或者说再把这个问题缩减到银行体系，中国的银行改革完成了吗？表面上看中国银行现在可以说是世界最好的银行，我们拥有世界第一的银行，世界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已经上升到市值第一，我们目前盈利水平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银行改革已经完成。第二个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是不是已经很高了，是不是很有效地分配我们的金融资源了吗？第三个问题是中国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很强吗？一旦这个危机过去之后，当经济重新走向恢复，我们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和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进行面对面的竞争呢？我想对这三个问题各位朋友应该有自己的答案。

　　我认为在这一次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避免两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内需退化，最近也有人提出来，大家非常庆幸，由于中国相对的保守，相对的封闭，中国金融领域相对落后使得我们损失很少。是不是意味着金融改革可以延后可以减缓甚至停滞呢？还有一个倾向我觉得要警惕，因为急于出现短期恢复经济目标而忽略长远的目标。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把目光放在中国身上，和中国有关的一些论坛一些议题很多外国朋友都非常踊跃参加，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外国的经济学者或是外国政府的首脑往往把这次走出全球经济衰退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中国身上。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还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重任。如果说急于在短期内刺激中国经济恢复，而忽略经济结构调整，未来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

　　我回到我的题目上，国际金融危机将促使中国进行新一轮的金融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大量的知识青年回城带来了严重的就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推动了非公经济的改革，出现了民营资本的突破，在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出现了非公的突破。也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改革得到快速的推进。我相信这次金融危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带来中长期的影响会促使中国金融体系开展新一轮的改革。

　　我要谈另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着力点应该加快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我相信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市场准入的开放，第二个是在价格保护方面的开放，第三个是对于竞争管制的开放。我们知道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领域在很大程度还是一个垄断的市场，我们最近这两天也经常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银行2008年盈利几千亿，单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盈利1100多亿，资本利润率我算了一下大概在30%～40%左右。当全社会利润水平都非常低的情况下，银行业有如此之高的利润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银行业是一个垄断的行业，说明了它缺少竞争。

　　第二点在价格保护方面，我还是以银行业为例，中国存贷利差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当中应该是很高的。我们现在的利差跟发达国家相比就更高了，现在的利差是3.05?3.06的样子，日本利差是1点多。在市场准入受到严格限制，在有很大存贷利差的情况下，我们银行这么高盈利，垄断行业很难按照政策希望的方向去改进他的服务。用具体的例子来说就是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这一次新增贷款，1、2月份2700亿新增贷款当中大多数是流向了大项目、大企业，中小企业得到的很少。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小企业反而感觉在这一次刺激经济计划当中，不仅仅没有得到好处，而且金融资源也受到了挤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个就是金融管制的问题，我认为也需要放开，当然中国金融改革着眼的目标应该是进一步改善市场结构，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我个人认为应该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大力发展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层次的监管体系。过去几年谈多层次资本比较多，谈多层次的信贷体系比较少，但是我认为这是三位一体不可缺少的。

　　（张承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亚洲要发声

　　■克劳斯·雷格林

　　区域合作必须要有独立的能够超越国家的机构来进行管理才能够进展得顺利，但亚洲国家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危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经济增长都降低了5%～7%，就算是正增长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有的国家都不能幸免，有的国家表现好一点，有些差一点。为什么这么严重，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世界经济正在进行调整，过去这些年很大的不平等，美国过度消费和亚洲过度储蓄等等，全球贸易不平衡，全球的金融体系也正在对过度的流动性泡沫和金融的杠杆性进行调整。

　　在欧盟27个成员国去年12月共同决定用GDP的4%作为2009～2010年的财政刺激措施，最近公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亚洲和全球经济危机”，在李光耀学院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报告人提出建议要采取措施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社会保护和援助，改革国际金融结构，尤其是对亚洲的决策者来说提出两项建议，一个是在经济当中使需求达到平衡，同时加强区域合作。李光耀学院的这个报告认为加强区域合作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很多的好处。

　　区域合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如果措施在区域内协调管理会更加成功。一般来说区域的一体化会促进贸易投资和资本的流动，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使区域不再依赖于外部的世界，这个区域更加具有活力和弹性。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尤其重要，因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可以避免这个地区的储蓄投资转向，然后贷给这个地区的用户，需要发展区域内的债券市场，并且在区域内进行储蓄。另外一个长期协调的好处就是所有的参与者在危机当中进行协调更加必要。

　　第二个原因，影响全球化。全球化会不断地继续，虽然我们目前在全球化方面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亚洲要在全球化当中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欧盟认为它自己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疏导全球化，让它有利于自己。亚洲经济也应该这样做。我们这个地区的命运不能由其他地方来决定，所以在国际上亚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欧洲和亚洲来说都是这样，要主导全球化。20国集团进程当中尤其是这样，20国集团很快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里面有5个亚洲国家，只有5个国家统一立场，亚洲的声音才能得到一定的体现。如果这些国家在参会的时候也受到其他亚洲国家的支持，他们的作用会更大。

　　在加强区域合作方面有一些努力，中国和韩国在11月份华盛顿的20国集团峰会的多边会上进行了一次合作，他们同意加强他们三国之间的货币的操作，并且加强区域的监管、检测区域经济的健康状况，在2009年2月末，东盟10+3统一把《清迈协议》进一步扩大，增加货币互换的协定，达到1200亿美元，还把整个过程通过多变化的方式来实现。泰国作为目前东盟的主席国，已经受邀参加伦敦举行的G20峰会，这是东盟第一次作为一个集体出现在一个高层的国际论坛上，东盟的财长也会在G20峰会之前来进行会谈，为讨论东盟参加G20峰会的对策。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有利的迹象，东盟的国家和亚洲的国家能不能为G20进程提供实质的帮助呢，亚洲的国家想在国际上发出更大的声音，现在是不是亚洲有这样的能力做出这样的贡献呢？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亚洲国家起到一个政策的领导作用。

　　我们对欧洲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地区合作一体化当然是必须要有独立的能够超越国家的机构来进行管理，才能够进展得顺利。当然不是说欧洲的模式适用于亚洲，但是看起来亚洲的国家还没有准备得很好，当然这是跟欧洲相比。现在多变的监督还有协调的危机管理，以及在国际事务上发出共同的亚洲声音方面都还做得不够。我们以《清迈协议》为例，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创建的一个机制，但是为什么这个协定在目前的危机中没有使用呢？可能是没有一个机构的框架来进行多边的监管监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IMF来参与，作为一个中立、独立的机构，这样可使得潜在的借贷国感到更加放心，但是潜在的借贷方却不愿意这么做。现在我们面临着金融危机，希望在亚洲国家之间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并且在世界上发出共同的声音。我个人确实认为在亚洲更大程度上的合作能够加强亚洲和欧洲的合作，这是一个长期的进程，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进程。同时能够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亚洲和欧洲能够把这些价值带到这个世界上，同时进一步加强这个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雷林格：欧盟委员会高级顾问、欧盟经济和金融总司原司长、德国财政部国际与欧洲事务司原司长）

　　越南如何应对危机

　　■丁文恩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坚定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将继续改善机制，而且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008年越南经济增长有很多新的特点，在年初我们非常乐观，主要是因为2007年越南经济增长非常快，GDP增长达到了8.5%。我们成为WTO正式成员后，不仅越南人，还有国外投资者都对越南的增长十分有信心，非常的乐观，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在越南做生意，因此在2008年早期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的情况。越南有很多的出口，在2008年初（第二季度），我们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市场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三季度的时候，继续面临更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2008年第三季度的CPI与同期相比增长达到了28.1%，但是从2008年9月开始，所有国家都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因此越南就马上从通胀到了通缩。

　　与2007年相比，越南2008年的CPI增长是19.9%，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投资增长与2007年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速度放慢，只达到了6.2%。2008年初的时候我们预期的GDP增长是8%～8.5%，但是到第二季度，国民大会建议从8.5%降到5.6%，不过最后达到6.2%的增长率。出口增长比较快，2008年的增长率是29.5%，但是自从2008年四季度之后，我们的出口状况恶化，这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我们进口继续增加，只是速度已经放慢，2008年是23.3%，2007年是35.5%，可以看到我们进口和出口之间的差距在扩大。

　　在2008年我们对宏观经济进行了调整以应对经济危机，国内投资与GDP的比例下降了41.7%，共同投资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是64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上一年有大幅度增加。正如刚才所讲，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面临着很多挑战，政府已经采取多种措施控制局势，特别是增加银行的流动性，现在CPI已经在下降。

　　在这里我还要提及劳动和社会问题。我们现在在劳动和社会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金融危机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我们有些行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行业现在有许多问题，由于出口份额下降，现在已经有一些劳动力失业。为了促进国内投资以及吸引外商投资，越南政府也采取了类似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

　　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越南的改革情况。我们不仅继续发展，而且还继续进行改革，因为越南像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转轨经济国家。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坚定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将继续改善机制，而且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009年，我们认为越南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导致经济衰退。面对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们也需要采取措施。我们要稳定市场来使金融机构稳定，同时还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调整金融机构，不过我们需要时间，有人说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调整过来。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使经济稳定下来，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的时候使经济状况能够稳定，我们也在规划2009年的经济发展。

　　我们不仅要看到挑战，同时要看到挑战带来的机遇。对越南来说，越南受到了经济危机影响，但是越南的经济体比较小，我们是一个新兴经济，是一个转轨经济，我们有很多中小企业，农业加工业比较发达，因此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改善我们的经济竞争力。我们希望在2009年越南可以实现5%经济增长目标，或者说是在4%～6%之间。每一个经济机构都有自己的使命，希望我们能够做出自己一定的贡献，能够稳定我们的宏观经济。我们不仅可以提升国际投资，而且能够刺激国内的投资、刺激国内市场；我们可以加强加工业，因为加工业是我们的优势。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的话，我们就能够实现5%的经济增长。

　　（丁文恩：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

　　再造“标准”

　　■孙立坚

　　今天世界经济突然要想和美国模式“分道扬镳”，困难不可小视

　　这次全球金融大海啸引发了人们对危机成因的深度反思：

　　首先，美国金融创新能力的滥用，让广大“在过于复杂的投资技术面前表现出单纯和无力”的国内大众和海外投资者，完全失去了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威力和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充分信任。

　　其次，美国推行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在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下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越推越深。尤其是当1999年美国技术创新引领世界经济的强国战略受阻后，美国的金融创新的急速发展又回笼了大量国际资本，而没有出现因为IT泡沫崩溃所带来的美国经济深度衰退，从而滋生和加大了美国大众透支的消费模式、金融创新滥用带来的泡沫以及不断膨胀的美元债务。于是，在缺乏国际共同监管和政策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失衡格局所隐藏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将是迟早的事情。

　　第三，从技术创新泡沫的产生、破灭到金融创新泡沫的产生和破灭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政府的“强国”战略贯穿始终，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正是靠着这种大力又大胆的扶持市场的政策(比如住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军事政策等)，美国今天已经站上世界产业链上最能创造财富的两大高端位置:一是产品设计和研发所带来的“品牌”和“标准”创造的高端优势；二是财富汇集和管理所带来的“定价”和“风险控制”服务的高端优势。“创造”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因为后期要购买无法选择的生产投入“资源”而可能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支付美国开出的“天价”；“控制”则暗含着在美国利益至上的前提条件下，美国政府会通过维护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来“左右”世界财富的价值。

　　于是，从上述这些深刻的反思中，人们自然会对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提出很多不满的抱怨和探索新的治国道路：

　　首先大家都会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意义究竟何在？按照美国倡导的理念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得益最大，那么，为什么在全球化环境中爆发的危机，总是发展中国家受害最深。这次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对美国自身的影响远远小于其他国家在危机爆发中所受到的冲击。具体而言，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出现因为大量资本的外逃而让美国经济陷入一种不可收拾的衰退境地，相反，韩国、俄罗斯和东欧等国——这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优等生反而因为国外资本利用自己开放的金融环境而大举撤出，造成自身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其次，人们会探索摆脱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所造成的今天世界经济衰退的解脱之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标准”和“市场”的依赖，已经使得美元的网络效应在全世界广泛铺开，而且错综复杂，互相之间密不可分。今天世界经济突然要想和美国模式“分道扬镳”，困难不可小视。最近，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正在开始进行有条不紊的展开，也是我们国家从单纯的贸易治国战略向高端的服务治国战略转型的一个具体方案。我们虽然不能过于期待它能够使中国经济立刻就能走出一条新的模式，但是，它的战略意义和胆识却远远超过了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所留出的有限的运作空间。

　　第三，中国政府应该注意什么？当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对美国依赖的程度和探索自己与美国“错位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政府反而更应该注意美国的发展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协调。如果下次还是美国再次创造新的“品牌”和“标准”，而且利用他们又给大众带来更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那么，我们的自主创新所支撑的“错位发展”战略，能否伴随人民币的国际化，接近美国所占据的两个高端优势，就将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如果从时间、成本和需求等因素上看，短时间我们没有把握做到立刻赶超，那么，我们就要十分注意美国制定标准的动向，比如，新能源、废气排放标准设定等，因为如果我们不注意伴随这种标准变化的商业动向和市场动向，相反，只管自己对原油、铁矿石等工业投入要素加大战略储备，并满足于现有的工业大生产模式，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因为美国主导的“标准”改变而使得我们的产品大量过剩，失去竞争力和财富创造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新能源产业的振兴计划可能要比房地产的振兴计划意义更为深远。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