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寻找真正的中国模式

　　我不在乎你采取这种办法，还是采取那种办法。

　　人物周刊：你也该知道，新加坡模式受到中国很多政府官员的推崇，你觉得能用在中国么？

　　黄亚生：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机会向官员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能不能找出世界上第二个新加坡?”回答多半是没有的。

　　新加坡本身非常成功，这没有疑问，但新加坡模式肯定是非常有局限的，是不具有可复制性的。在中国就是很奇怪，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

　　世界上靠民主成功的国家很多，也有失败，但成功的绝对不止一家，那至少表明，这种制度是可以复制的。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当然我们可以先辩论一下，他们是先政治成功的，还是先经济成功的。

　　某种程度上我理解为什么中国官员喜欢去新加坡。第一可能是因为它也是一党执政，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但新加坡除了是华人世界外，所有的制度都是欧美的，它在六七十年代甚至都不提倡华文教育。我觉得悲哀，中国搞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后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争论。

　　我们不能照办新加坡模式，这个逻辑要弄清楚。新加坡小，中国大，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小的国家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最主要的是：第一，新加坡没有农民。新加坡可以通过政府推动搞科技园，它不要低产业的、劳动密集的产业，因为它没有农民啊。这并不是说它的经济不需要这些行业，需要的时候就从马来西亚进口劳工，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会离开。这是新加坡的自动调节器。

　　中国能这样吗？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能把那些低技能的农民工送到国外去吗？因此，中国应该想个办法给这些人提供工作，但是怎么提供呢？只有中小、民营企业，而中小企业往往是科技含量比较低的。

　　另外一点，如果不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国家而看成一个公司更合适，淡马锡就是它的投资部嘛。

　　公司内部不需要民主，但外部面临激烈竞争的环境。新加坡面临人才竞争，如果压迫知识分子的话，那它的人才就会流失。它又面临产品竞争，我常跟别人开玩笑，说新加坡的飞机一起飞就是国际航班了，从一开始就必须要跟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竞争，必须要跟美国航空公司竞争。

　　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大公司要向新加坡学习的话是可以的，但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没有太多借鉴意义的。

　　“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

　　那就是温州模式

　　人物周刊：前几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中国崛起的呼声也喊起来了，中外都开始研究“中国模式”，你觉得存在么？

　　黄亚生：“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就是民营经济，金融开放，产权有一定的保护。

　　对于我来讲，细究哪种模式属于哪个国家，一点意义都没有。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在那种模式里，能不能获利。

　　70年代，珠三角和温州都很穷，而今天，它们成功了，最主要是他们实行了民营经济的做法，当然没有形成制度。

　　在中国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悲的问题，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非要去问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对老百姓来讲，他穷，他哪去关心你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对他来讲，你只要给他一些做生意的空间，给他一些起始资金，让他的劳动成果能够转化为收入，他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些东西最先是中国做出来的还是西方做出来的？

　　人物周刊：我看你的文章，你是把这30年分成两个阶段的，一个是80年代的全面改革，以89年作为一个节点。90年代时外资哗哗地就进来了，GDP是年年高增长。只开放，不改革，我们经济也增长。现在似乎这条路不好使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到了另一个拐点上呢？

　　黄亚生：我一直是觉得只开放、不改革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只不过这个问题过去被隐藏过去了，因为以前我们靠美国的市场啊，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只开放，不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次受到经济危机打击这么严重的一个原因。

　　我们这么来看，80年代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不少。其中收入增加最快的部分，不是卖粮食的部分，而是他做小生意的部分。当时很多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摆摊儿的。

　　那一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到了88年的时候就到了14%左右。这个比例在9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降，直到2002年、2003年的时候，这个比例才恢复到了88年的水平。

　　如果中国按照80年代的路子的话，内需要比现在大很多，而且很多增长是不需要跟外国人去分享的。比如内资商贸根本就不需要外资。

　　另外，从政治上讲，我觉得也是一种更稳定的模式，因为它创造了很多小业主嘛。而90年代的模式，农村的资金缺乏，办工厂也好，投资小生意也好，都很艰难，然后又有很多苛捐杂税。

　　我对90年代中国经济最宏观的理解就是，一方面，广州东莞这样的沿海城市有大量外资进来，发展很快，另一方面，内陆省份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

　　现在外资已经不能依赖了，我们要回流，但是内地的商业环境和金融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也不是很快。这就是此时此刻面临的最大问题。

　　不做意识形态的拥护者

　　人物周刊：你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背叛了父辈的理想？

　　黄亚生：我父亲对共产主义是非常相信的，相信到我认为民主和经济自由化好，他认为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事实。所以他对我出国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他认为我是被误导了，只要我看到事实，我就会改变我的观点。

　　他是相信言论自由的，但是他的理由是使你更加相信共产主义。他让我自由地思考这些问题，去看世界，然后最终去相信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并没有背叛他，因为我是进行独立思考的，　而且我父亲从来是鼓励我去独立思考。但我思考的结果和他的期望相反。因为我是相信民主、自由的。

　　我父亲的过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苏联解体。当天他就心脏病发作，然后去世是9月9号，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日子。

　　他这一代人是理想主义者，但他确实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他没有了解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真正情况，他不了解农村。他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但是却没有下过乡，而且他是文艺工作者，他的信息也是有限的。

　　理想我是可以去继承，但是幼稚我不能去继承，我得看是什么。

　　人物周刊：在你父亲晚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争吵，因为你们的观点相差越来越大。

　　黄亚生：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争吵的，有时甚至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后来我变了，因为作为一个儿子的职责来讲，第一，我父亲这一代人信念是很重要的，我没有必要打破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依靠。第二，我打破他的信念，对这个社会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

　　80年代文艺界的人被打成左派的话，待遇并不是很好，他不是当权派。

　　人物周刊：他对毛的感情怎么样？

　　黄亚生：他非常崇拜毛。因为他很年轻就投奔了毛，有种年轻的感情。我觉得他的理想在他去世的时候和他20多岁的时候是差不多的。这点我肯定做不到，我20岁的理想现在肯定是都没有了。

　　另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家也受到影响的，但是毕竟我家没有家破人亡，没有受到特别的极端的迫害。

　　人物周刊：去哈佛的时候，你的想法和父亲接近么？

　　黄亚生：不是。我当时可能比我现在更信仰民主自由，因为文革的原因。我现在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比如像美国出现这些金融问题的话，要解决，就应该政府出来把这些银行的借款变成国有的。但我不认为美国金融体制应该长期国有化．国有化是一个应急措施，但即使是个应急措施在美国也遭到了很多右派的反对。

　　我认为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应该从实证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讲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当你看到你的观点和事实不符，你就应该放弃你的观点。

　　一个国家就应该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比如中国，走温州模式就发展得很好。但是现在问题是，中国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他们不让中国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说他们是在防止中国盲目地效仿西方。

　　温州也是中国的啊，为什么不发展温州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我是在用事实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