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司法改革·亮点
本报记者 丁国锋
如何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解决量刑失衡现象？6年前，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推出《规范量刑指导意见》，进行了量刑规范化尝试。
“有了这个指导意见，原来胆小的法官变胆大了，胆大的法官变胆小了，大大减少了"同罪异罚"现象，维护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记者近日在姜堰市法院采访时，不少人感慨地说。
细化量刑法官有章可循 三起案情相似、同期审结的交通肇事案件，被告人却判处了不同的刑期，最大的相差整整一年，而案件的主审法官都不同。
“发现问题也有点偶然！”姜堰市法院院长汤建国回忆说，“查了一下，都没有办错，是在法定刑幅度内判决的，但从情理上还是觉得，如此悬殊似有不当，很容易使社会、使被告人对法院的量刑尺度是否统一、法官是否公正产生疑问。”
在该院随后对3年内所审结的刑事案件量刑状况进行的检查中发现，900多件刑事案件中，同类案件、性质相同、情节相近的，量刑相差1年以内的占50%，量刑相差1年以上的则占30%，而量刑接近的只占20%。
“我们组织了讨论，有意见认为案件情节多少有一些不同，如果采取公式化的量刑，势必影响到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汤建国说，如果创新出一个较为均衡的量刑方法，制定一个共性标准和统一的思路来指导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但将尽可能减少个性差异，对法官来讲量刑有章可循，减少斟酌犹豫的过程，办案压力也将得到极大缓解。
2003年3月，在经历了60多个日夜的研究、上百次讨论、数十次易稿之后，一套包括审判工作规范、刑事案件量刑规则在内、长达10多万字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经过姜堰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五大步骤框定量刑原则 记者了解到，江苏高院对姜堰法院量刑规范化建设的探索，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2004年5月，江苏高院制定出台了《量刑指导意见》，明确全省三级法院量刑规范化建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选择法定刑幅度、确定法定刑幅度内基准刑、提取量刑要素、综合量刑要素对基准刑调整、确定最终的刑罚”五个量刑步骤。此后，姜堰法院从探索逐步走向通过五大步骤框定细化原则、实现量刑公正与均衡的目标。
在《规范量刑指导意见》中，参照刑法条文的结构，也分为总则和分则，并将每一个具体罪名对照确定。“这不仅要考虑到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还要考虑到合法性、科学性，要经得住检验。”汤建国介绍说。
法官在具体司法实务中又是怎么样做的呢？汤建国翻开指导意见和判例，对记者做了详细解读。
犯罪时17周岁的被告人刘小卫，先后盗窃了4次，共窃得物品价值人民币6162元。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其亲属代为缴纳罚金4800元。
“确定法定刑幅度”就是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刘小卫盗窃金额属于数额较大，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确定基准刑”则根据指导意见中“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盗窃价值2000元，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犯罪数额330元，刑期增加一个月”的规定，计算为：主刑基准刑计算为6个月+(6162-2000)/330=18.6个月。附加刑则按照规定计算得出罚金4000元。“提取量刑要素”，刘小卫系未成年人犯罪，且自愿认罪，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
在“综合量刑要素对基准刑调整、确定最终的刑罚”环节中，因刘小卫只有一个减轻处罚情节，根据指导意见规定宣告刑不得低于基准刑的40%，即7个月。另被告人因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指导意见规定“基准财产刑不满2万元的，宣告刑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增加100%”以及“未成年犯的罚金刑，比照成年犯轻处40%”，即罚金宣告刑为4000×2×60%=4800元。被告人刘小卫犯盗窃罪，最后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800元。
“虽然也采用了一些公式，但一系列的计算，给了法官一个明确的参考标准。法官认为即使适用自由裁量权还可能明显量刑偏轻或偏重，也可以通过提请审判长联席会讨论调整刑期。”汤建国说，仅有2%左右的案件，因为考虑到特殊情况，而调整了宣告刑。
据介绍，这个指导意见还凸显了五大优势：保证了相同相似案件在同一时期量刑的相对平衡；统一了附加财产刑的尺度，防止“空判”现象的发生；提高了当庭宣判率，缩短了办案周期；上诉案件明显减少；增强了刑罚适用的导向性。
说情下降庭审效率提高 姜堰法院规范量刑的新举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对此，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东西很难有生命力，而法官是否真的按此办理，更值得怀疑。但经过几年来现实案例的验证，很多人由观望、怀疑转变为赞成、支持和参与。
此后，根据国家刑事政策、司法解释的调整，该院在江苏高院、泰州中院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先后进行了三次完善和修正。
在2007年4月泰州市中院组织刑事案件的复查评比中，姜堰法院2006年审结的刑事案件卷宗，所抽检的123件案件，无一定性不准，量刑均不超出指导意见的要求。抽检的刑事案件，平均审结期限13天，当庭宣判占审结案件数的74.3%。
汤建国认为，无论是公诉还是自诉案件，法官在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及危害后果作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指导意见认真填写每一件案件的量刑简表，从被告人的基准刑、从重、从轻、减轻、加重等到每个情节的精确比率，从而得出被告人的刑期，彻底根除了以往“一旦发生让人感性冲动的案件，感情上就产生处罚的强烈要求；一旦行为人主观恶劣，就不充分调查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何种后果即行处罚；一旦危害后果重大，就不问行为人主观状态即行处罚”的现象。
谈到改革带来的效应，汤建国说：“说情现象大幅度下降，没有出现一起因量刑不当问题被中院发回重审、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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