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历时十载的烟草诉讼案终于尘埃落定，很多人在为判罚结果拍手称快的同时，都会提出这样的不解：为什么一起普通的烟草诉讼案，原告方可以获得如此巨额的损害赔偿？其实，这一话题也正是媒体和舆论界最为关注的主题。
在笔者看来，总结起来，其原因无外乎有三点。
首先，它是美国十余年来针对烟草公司的诉讼高潮的必然产物。
回溯历史，1996、1997、1998年，即杰西·威廉姆斯去世前后，由于吸烟医疗成本的不断提高，美国掀起了针对烟草公司的诉讼高潮；在联邦层面，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在获取盗来的企业内部文件后，责令司法部组织专门小组，拨近千万美元专款展开调查，以确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烟草公司是否在“吸烟有害健康”的问题上撒了谎，然后再决定是否以联邦政府的名义提起诉讼。
在州一级，近些年来美国几十个州的政府同样纷纷状告五大烟草公司危害公众健康，增加各州医疗开支，要求烟草公司予以赔偿，并取消烟草广告。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烟草公司应当对每年因吸烟造成的43万美国人的死亡，以及在香烟的危害问题上对公众进行误导负责，并应当为此支付2500亿美元的赔偿金。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1998年底甚至产生了由烟草行业赔付46个州共2060亿美元的庭外协议，烟草业还以370亿美元与其他4个州分别达成赔付协议。
正是在这样的诉讼文化的影响下，威廉姆斯家族在杰西·威廉姆斯去世后不仅毅然决然地起诉菲利普·莫里斯集团；而且还有提出要求得到1.3亿美元赔偿的想象力和相应的勇气；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陪审团才可能认定被告应该赔付如此巨额的款项。
其次，让烟草公司赔付受害者巨款，同样还能扩大禁烟战果。
在美国民众看来，美国禁烟运动取得成果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除禁烟宣传警示烟民抽烟的危害和增加禁烟地点迫使烟民因无地吸烟而减少吸烟量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持续提高烟草制品的价格，使烟民因为心痛钞票而减少烟草产品的消费。
例如在杰西·威廉姆斯去世的1997年，美国一包香烟的价格平均只有1.74美元。而从2009年4月1日开始，光每包香烟的联邦香烟消费税就要收1.01美元；在号称美国香烟最贵的城市纽约，如今每一包香烟的价格已超过9美元。
要提高烟草制品的价格，除了提高对香烟制品的各种税收外，就是找到合法的机会让烟民有机会从烟草公司那里赢到巨额赔款，特别是让律师们看到胜诉后可能获取的巨额利润，从而今后更乐于采用风险代理(打赢官司才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形式代理针对烟草公司的侵权案件。
第三，陪审团在这起讼案中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美国民众认为，人民才是最终的审判者，美国的陪审制度使得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分享司法审判权，因而美国的陪审制度中陪审员拥有极大的权力。刑事案件的审理和部分民事案件(主要是民事侵权案件)都有可能使用陪审团。对于陪审团作出的事实认定，法官不得轻易推翻。根据陪审制度的规定，刑事案件中罪与非罪问题交由陪审团决定；而民事案件对于事实与证据的认定问题也由陪审团决定；在有陪审团的审判中，法官除了主持庭审以外，只负责适用法律作出裁决。
如果法官看到陪审团因为同情一方当事人而作出明显有悖于常理的决定时，可以推翻陪审团的裁决，另行指定人员组成新的陪审团，重新进行审理；但不得直接变更陪审团的决定。
显然，原告玛约拉·威廉姆斯对烟草公司的起诉获得了陪审团的赞同。据报道，一审结束后，陪审团的成员称，玛约拉·威廉姆斯的证词对于他们认定菲利普·莫里斯集团高额惩罚性赔偿有帮助。提交给陪审团的文件也影响了他们的决定———其实许多来自烟草巨头本身———这些文件留下的明确印象是，该集团明明已经知道其产品的危险，但就是没有告知它的顾客。
覃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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