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此文版权属《国际先驱导报》，任何媒体若需转载务经该报许可)
尽管华语运动从未停止，但华语与新加坡人的生活，仍在渐行渐远
最近三十年，新加坡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语言革新之路。
三十而立，当许多运动都已在新加坡悄悄退隐消失，讲华语运动却仍在年年推行——这句话不仅意味着新加坡对华语“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守，同时还隐存着，一门语言寻找主流出路的艰难与辛酸。
华语在新加坡“三十难立” 在林少芬的祖母看来，1979年是个变革的年代，几乎一夜之间，这世界变了。
她最喜爱的潮州剧目和地方戏曲神秘消失，到处都是字正腔圆的华语节目，这个讲了一辈子潮州话的老人，只好颤巍巍地抱着收音机开始一字一句跟着说华语：你吃饭了吗……
这一年，新加坡发生了三件大事：华文大学关闭、特选学校实施、新加坡华语运动开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发表演讲，他说：华人，当讲华语——许多人的生活，就此被改变。
民间沉默的抗拒也随之而来。人们对方言的眷恋战胜了对政府号召力本能式的服从，不一样的声音几乎天天都有。方言与华语、华语与英语，三种语言的三十年之争自此开始。
第一个十年里，方言与华语之间几乎保持着此消彼长的无形较量，不同的方言族群秉着复杂的心态有所抗拒，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像林少芬的祖母那样，愿意从头学起。
第二个十年看起来似乎更加缓慢，随着上一代人的逝去，方言渐渐消失，但华语却并没如计划中的那样，成为人们社交语言的首选，在新加坡特殊的语言大背景下，英语成为鹬蚌相争中最终获利的渔翁——讲英语的家庭保持三级跳的方式增长，导致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普遍下降而进入纯英语的世界。
第三个十年并没有悬念，正在成长起来的新加坡新一代几乎全盘西化，就像有人说，在新加坡这个移民城市里，英语注定要成为第一语言。而年轻人说，ABC比较容易。
30年的演变其实并无一个清晰的轨迹，其间华文与英文从相互隔离到并存过渡，再到后来英文成为主导——尽管华语运动从未停止，但却阻挡不了这样的无奈——华语与新加坡人的生活，仍在渐行渐远。
华语为何总敌不过英语 方言还是普通话？英语还是华语？对于新加坡人来说，这是一个30年来从未参透的问题。
“红龟果烧烧，吃了中马票……”这是在老一辈新加坡华人中颇为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如果一个北京人念出这句方言，他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新加坡人用福建话来念，却可以念得出句子的韵脚，并顺着这韵律，看见一个小市民站在眼前，左手捧着热腾腾的福建传统小吃红龟果，右手紧握万字票的样子。对众多操一口方言的新加坡华人来说，乡音的魅力无法言传，唯有“自己人”才能体会。
有趣的是，新加坡推广华语运动之初，“目的主要是鼓励更多华人讲华语，以取代方言的运用，这和讲英语是没有冲突的。”追溯到这里，30年间华语日渐式微与英语的日渐强大几乎可以找到源头。事实也恰恰证明，讲华语运动开始后，人们渐渐放弃方言，但并没有转而拾起华语，相反，英语成为最终的选择。
“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华校生，我的两个媳妇都能说流利的华语，可是他们在家里用英语和孩子沟通，结果在我的7个孙子孙女当中，除了一个孙女，其他都不喜欢说华语。”作为曾经华语运动的首位倡导者，李光耀的这席话，说得并不轻松。
于是有了这样令人沮丧的总结：尽管推行了30年，讲华语运动仍只是一个口号、一场“运动”。
华语推广只能细水长流 小时候，老师说，起来唱支歌，林少芬亮开嗓门就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那时校园里流行的是《新加坡建国歌》和英文歌曲，“有些同学就觉得我怪怪的。”
30多年过去了，从事广告创意的林少芬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唱中国革命歌曲的小女孩，公司有20%靠华语经营——她正在依靠华语赚钱。从去年开始，林少芬担任新加坡华语推广理事会的会长，她面临的是一个困局：华语运动是否会在30年的节点上进行一次观念与行动的变革？重重壁障的第一个出口，又在哪里？华语的推广到底定位成语言的教育还是文化的传递？
“对于务实的新加坡人来讲，面对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与经济效益，除了学好华语，没有第二个选择。”这个信念是林少芬及其同仁们最大的动力来源——找到了这个突破口，接下来的环节，就变得不再棘手。
2009年的华语运动没有口号，而是一个答题游戏，主题是“华文？谁怕谁！”意在用挑战的方式激发人们的学习欲望。中国文化中所有的流行或者传统的元素都被包罗其中，例如“山寨”是什么意思，“雷人”呢？李叔同出家后法号是什么？《小白船》是哪个国家的民谣？周杰伦的《发如雪》有何典故？
十年，会渐成积累，这个过程中，文化就得以传递，林少芬算的是一笔长远账。
新加坡专栏作者刘培芳说得好：“新加坡华人掌握母语，这是细水长流般的工作，语文教育和文化价值的灌输与传承更是任重道远。当华语必能成为所有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我们也许再也不需年复一年举办什么推广华语运动了。”(杨梅菊)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责任编辑：黄芳)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