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马彩博舆论叫好 政府由叫停到放行彰显进步

　　“把体彩引入赛马节，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刘军语出惊人，“目的是发出一种试探性信号。目前，试探效果非常好，从领导干部到一般群众，从国内到国外，舆论反映几乎都是正面的。我还注意到，有人反映步子迈得太小了。

　　2006年在武汉赛马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刘志仁“放了一炮”，“预测2008年可以在武汉试行马彩”。“刘志仁这一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因为此前，国家曾多次叫停马彩。1992年在成都温江的一项赛马比赛中曾推出过有奖竞猜活动，这是内地第一次出现的商业赛马，但仅仅维持了几个月便被叫停。上世纪90年代初，广州曾被允许按香港模式试行马彩，当时一天投注额高达1000万元，整个广州市设有100多个投注站。后来因为广州赛马会作弊等问题而被紧急叫停。2005年，北京通顺马场也因为涉嫌经营博彩而被紧急叫停，随后马场出于经营成本考虑，对数百匹马实施“安乐死”。

　　刘军告诉记者，武汉赛马的目的主要是“试探”。譬如，通过试探，要做到“两个放心”：一是“让老干部放心”，因为老干部的观念保守一些，但他们的影响大；二是“让老百姓放心”，就是要有群众基础。

　　香港回归前，邓小平有一句名言——“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这话虽是针对香港说的，但大陆舞也跳了、股也炒了，唯独不让“马跑”，说不过去。刘军认为，通过试探，社会各界反映良好，中国特色的“马彩”应该尽早问世。

　　政府与民间的

　　良性互动

　　尽管对武汉赛马节的“定性”存在不同观点，政府官员认为是“通过市场化运作以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娱乐的需求”，专家认为“这种演习性质的玩法其实正在向马彩靠近”，是一种“试探性信号”，但整个赛马节的运作却是官方与民间“互动的结果”。

　　首先是官方。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周元担任赛马节组委会发言人。显然，这是一种政府行为。周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忌讳地说：“政府在举办这一活动时，也需要投入经费，但不能完全由政府拨款，可以通过商业化运作，减少政府补贴性的投入。”当然，政府支持的背后，是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招商引资，首当其冲是拉动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开始举办赛马节时，武汉市政府出资50万元，后来增加到100万元。更重要的是，以武汉市政府的名义举办赛马节，无形中增加了赛马节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武汉官方还成立了竞猜型赛马彩票研发领导小组，小组下设3个部门，共20人。今年8月，该小组办公室向武汉市政府提出报告，建议成立武汉赛马赛事开发管理公司。所成立的公司将代表政府，加强政府对马彩项目的监管。

　　据知情人介绍，其实，武汉市政府的“底气”来自全国政协委员的“两会提案”。早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来自武汉的政协委员提议将体育彩票与速度赛马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赛马型体育彩票”，以提高彩民主动竞猜的积极性，努力扩大体育彩票的销售规模，发展赛马运动，为我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筹集资金。

　　提案中还提到赛马彩票的相关规则：以速度赛马比赛的结果作为竞猜对象，以4至5场比赛冠军马号，对应代替原用摇号方式产生的4至5位中奖数字；同时建立全国速度赛马比赛中心，每年举行有规模、有影响的全国速度赛马赛事，建立和完善赛制，为“赛马型体育彩票”的实行构建赛事平台。

　　而此前，在2005年初的武汉市政协会议上，武汉市民盟调研室主任秦英巍提交了《大力发展马产业，做大做长赛马产业链》的提案，其中提到“不能痛失‘赛马彩票’花落武汉的良机”。

　　针对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财政部答复说，先做调研，让国家体育总局“研究透”，然后再试点。据此，马彩被列为湖北省十大重点项目之一。

　　此后，官方又有一系列的“动作”。先是在“武汉赛马经济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刘志仁演讲说：“国家已将发行竞猜型赛马彩票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并预测内地竞猜型赛马彩票有望在2008年前展开试点。随后不久，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王卫东一行对香港赛马会进行考察，向外界传达了一个积极信号。而考察重点，是了解香港赛马会的内部运作机制与监督审查制度，还专程参观了香港赛事化验所、赛马场和马会医院。有媒体报道说：有迹象显示，此行是为内地两年后开放竞猜型赛马博彩而向香港赛马会“取经”。

　　武汉马彩的民间最大支持者当属“东方马城”。这是一家投资控股型企业，总部位于香港，投资项目涉及赛马、通讯科技、地产投资、广告传媒等产业。东方马城仿效香港赛马公司，在马城修建了3匹骏马飞腾的雕塑，马头对着硕大的看台。在港人寓意里，那是财源广进的风水。如今已成为武汉的城市名片和经济地标。

　　据媒体报道，整个马城建成，将耗费20亿元。如此庞大的投资，如何收回？另外，维持一个如此规模的马场，每年的费用要达上千万元。就目前的收入规模而言，显然入不敷出。“因此，东方马城最期望马彩尽快实行。”

　　记者与东方马城宣传处的欧阳小姐联系，她告诉记者，“中国竞猜型赛马彩票研究课题组”就设在东方马城。

　　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彩”

　　其实，武汉赛马节与真正意义上的马彩相去甚远，只是游戏而已。要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彩，首先要了解香港的马彩，其次是总结内地失败的教训，然后是突破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的障碍，构建一个新型的马彩运作模式。

　　刘军介绍说，香港的马彩模式是“三合一”，赛事、投注、监控，全部由香港赛马会操作，是三位一体模式，这个赛马会具有行业协会性质，返奖率在80%以上。“因为香港的媒体很厉害，赛马会一有舞弊行为，媒体就给曝光。而且，赛马会主动接受媒体监督。”

　　内地发行的马彩应该是竞猜性质的，这与香港马彩有着很大区别。很多人以为将要发行与香港赛马会一样的马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是不可能的。内地正处于体制转型期，监管力度欠佳，而赛马博彩过程中一旦发生舞弊，将比一般的腐败案件更具破坏性，很容易引发激烈的群体性冲突，乃至局部的社会动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香港的赛马博彩活动需要相对集中的高消费群体的支撑，香港人均GDP达23000美元，而内地人均GDP水平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赛马业。

　　由于中国未来的“马彩”属于体育彩票的范畴，因此其总体运作管理模式应该是：财政部负责审批和监管；国家体育总局所属的中国马协负责组织监管赛事，制定赛事规则；国家体彩中心负责投注竞猜的管理及玩法的设计。这一模式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

　　即使是竞猜型的马彩，高层也比较慎重。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高层认为，目前内地还不具备开放马彩的基础。这是政策层面的障碍，但这个障碍有赖于技术层面障碍的解决。“技术层面的障碍，关键是谁做主体？我认为，具体的运作应当是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有实力，不担心破产和亏损，有社会责任感，在不赚钱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运作5年。但应该是股份制，股东越多越好，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另外，企业以及法定代表人，要有良好的社会形象，要向社会公示，吸取广东马彩的教训。”

　　刘军最关心的是马彩的公信力。为什么足彩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因为竞猜的是外国人的足球赛事，避免了赛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舞弊问题。假如竞猜的是中国的足球联赛，问题太多，风险太大，没人敢搞，财政部也不会同意。“当时，香港赛马会到上海联系，想联合上海一起竞猜香港的赛马，被否了。原因一是有负面影响，二是资金外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马彩正在酝酿中，相关规则已经由国家体育总局上报到财政部。有专家预测，中国特色的马彩不久将可实行。“全国有5—10个赛事中心，每周举办1—2次赛事，猜中了就有奖。正确引导彩民理性投注。”

　　“中国特色的马彩是一种过渡方式，我认为玩法还是香港的好。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刘军说。

　　武汉赛马的历史

　　1949年以前，武汉曾有西商、华商、万国3个跑马场，马场数量位居全国之最。3个跑马场的范围，以华商最大，万国次之，西商最小。西商跑马场位于现在的武汉歌舞剧院和解放军通讯学院宿舍范围内；华商跑马场位于现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航空路、万松园路一带；万国跑马场位于现在唐家墩一带（现在马场角路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万国跑马场的一角，故由此而得名，一直沿袭至今）。当时武汉赛马风气盛行，从清末到1949年，共有50年历史。

　　1902年，英国人开始在汉口兴建西商跑马场。由于是英国人经营，中国人明显受到歧视。中国人花钱买票看赛马，只能坐偏僻看台，其他地方还竖有“禁止中国人入内”的牌子。凡此种种，惹恼了为该马场提供土地且具有爱国之心的刘歆生先生。

　　1906年，有“地皮大王”之称的刘歆生提供了大片土地，邀约实业银行家梁俊华等人与其合股，兴建了一个华商跑马场。与洋人跑马场的最大不同在于，这里不收门票，观众不分中外，一律平等。

　　1924年，汉口商人王植夫、吴春生等人集资合股，建成了“万国跑马场”。

　　194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3个跑马场先后关闭。中国赛马运动也同时步入低谷。

　　20世纪70年代末，中断了近30年的赛马运动重新得到发展和振兴。继1992年4月26日广州马王赛之后，全国各地赛马活动此起彼伏，中国赛马运动开始升温，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港澳马术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2002年10月24日，中国马业协会正式成立，中国马术运动终于朝国际化、现代化方向迈进。

　　2003年开始，武汉市人民政府在东方马城成功主办了六届“中国武汉国际赛马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