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夏丽莎
4月6日晚，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顺江村。
一阵悠扬的音乐像往常一样从村民廖方林家响起。听到音乐，61岁的村民潘雪英赶紧三步并做两步往廖方林家赶。此时，已有10多位村民聚集在廖家，开始讨论刚刚编排出来的舞蹈。
“这是我们村的文化大院，每晚8点左右，我们都在这里活动。”潘雪英乐呵呵地指着墙上一块新挂的牌子，那是两个星期前区委派人来挂上去的：因为活动丰富，效果明显，方林大院在这次新都区农村文化大院星级评定里拿到三星。
为农村文化大院挂“星”，这是新都区为深化“种文化”这一发展思路推出的一项新举措。从“送文化”到“种文化”，该区农村文化事业正如火如荼。
变“送”为“种”——78村结出“文化果”
“送文化下乡活动每年都在搞，但送的时候是热闹一阵子，走了又冷冷清清，村民文化生活单调，社会风气难以全面好转。”从接管文化建设以来，新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袁道宽一直在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007年开始，新都区率先提出变“送文化”为“种文化”的建设思路，启动了农村文化大院建设试点工作。目前，已有78个村、社区先后建起文化大院。
方林文化大院便是这批试点中的一个。名为大院，实际上就是村民廖方林家门前的院坝，廖方林在当地经营一家服装厂，经济条件比较宽裕，自己又爱好舞蹈，一到傍晚就搬出音响，放起音乐，吸引村民们过来唱歌跳舞，目前已经发展起数十名文艺爱好者。
现在，62岁的张素芬已经是方林大院的“铁杆舞迷”。过去村里没什么娱乐，到了晚上，她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后来听说廖方林家的院子被设置为村里的文化大院，每天晚上都很热闹，她也跟着来，结果这一跳就上了瘾，“唱唱跳跳的，一天的烦恼辛苦都忘了，还能锻炼身体。”
“与过去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投入模式不同，文化大院遵照的是一种小投入办大事业的建设思路，更多的是依靠当地的现有资源。”袁道宽解释说，设不设文化大院由村民自主决定，在村、社区负责人的指导下，选出具备一定文化条件的村民担当文化大院负责人，就用他的院落作为农村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由他带领村民开展活动，而政府则担当指导和辅助的角色。
如今，首批下“种”的78个村相继结出了“文化果”：78个文化大院各具特色，马家镇石坝社区的战鼓、新民镇护国村的绘画、龙桥镇渭水社区的农民管弦乐队、斑竹园镇回南村的新都柚等专业化的文化大院都在当地颇有名气。目前，新都区已经建立起区、镇、村/社区、农村文化大院的四级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全覆盖。
“培土施肥”——用激励机制放大效益
自建、自娱、自乐——文化大院的“自治”模式，既缩减了政府成本，也为乡村文化的自由生长提供了广阔空间，但这一模式对文化大院负责人的依赖度很高，一定程度上存在管理难题。
“在这78个文化大院中，负责人工作能力强、积极性高的，一般发展得比较好，反之则弱一点。”而在原有的机制下，政府对文化大院的负责人几乎没有用于直接指导和管理的相应手段。
此次以“星级评定”为主导的激励机制，正是为了强化引导能力，弥补这一不足。从2008年开始，新都区开始着手制定包括场地有多大、参与人员有多少、文化活动是否经常搞、自编自演节目能否上台表演等在内的一系列评价指标，启动文化大院评星活动，并在2009年初评出了首批三个星级共17个农村文化大院。
同时，该区还以星级为依据实施“以奖代补”，针对不同星级的文化大院给予不同标准的资金补助奖励，镇、村也将在文化建设经费方面对星级文化大院予以倾斜，意在通过评比和奖励等方式，对其他文化大院负责人形成有效激励。
“"种"下了文化，还要不断调整引导措施，现在是"培土施肥"的时间了，要让这些农村文化成长得更好。”袁道宽表示，目前该区已制定详细发展计划，将在全区其他村、社进一步推广文化大院建设模式，同时根据各个文化大院的需求，组织区文化馆、科技局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村民开展培训活动，进一步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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