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崔各庄乡何各庄村,一个北五环边的千人小村,与798艺术园区隔路相望。多年来,村民们靠出租房屋“吃瓦片”维持生计,随着大量流动人口涌入,村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不堪重负。2007年10月,何各庄村委会充当“中介”,租下8处民房改造后转租。与宅基地换房不同,由于房屋权属没变,村民租金收入有了长远保证。1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了农民可以出租、转包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依法享有用益物权。何各庄村“代租民房”之路走通了。
2009年,春。何各庄村。
位于小村口的李唐千秋画廊餐厅,人声鼎沸。一个中年汉子站在院门外,笑盈盈地看着进出的客人。
这是一处古色古香的院子,青灰色的砖墙,朱红色的木门。
胡宗禄没想到,把房子交给村委会代管后,原本的出租大院变成了高级餐厅。作为房东,他一分钱没往里投,每年轻轻松松就能拿到大笔租金。
烟头不觉中已烫手。胡宗禄有点走神。
阳光洒落,书香四溢。这家名为易阴阳的典雅院落,谁能想到原本只是何各庄村里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农家院。
租房度日 一到冬天,胡宗禄就得早起。
北风呼呼响,他裹紧大衣,开始挨家挨户敲租户的门。
“咚咚咚”……直到屋里有人答应,他才转而去敲下一家。
胡宗禄说,平房院没暖气,租户都是用炭炉取暖。为了怕他们煤气中毒,他就这样挨家挨户地敲门。
有时,连租户都烦了,甚至劝胡宗禄别再大清早就搅人美梦。
胡宗禄听是听了,但门还是继续敲,“万一出事呢?”
那时的胡宗禄不到40岁,350平方米的院子被隔成10多间房。
他住两间,其他出租。
何各庄村,全村面积2700亩,村民301户,户籍人口千余人。由于是北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建设区,村里大半土地种上了绿化林,村民们可种的地少了,收入来源主要靠租房。
水泥地、白粉墙,一张床、一盏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没有厕所,没有暖气,甚至连窗帘都没有。
“租这样的房子图得就是便宜。”村民田淑清说,村里的出租房基本都是这样,每个月租金150元左右,“房子面积大点的,赶好了能租个200元。”
虽然平均每月有上千元房租收入,但村民们没觉得日子过得有多轻松。
“房子没人租吧,得四处去招人。房子真要租出去了,房里的取暖、用电安全就得上心。”田淑清扳着手指数租房的烦心事儿。“这些都不说,每到月头月底,还得挨户去要房租。一不留神人跑了不说,还把家具一块卷走,你说气不气人!”
违章之乱 不过为了赚钱,甭管多累心,这房子还得接着租。
胡宗禄记得,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来村里租房。村民自家的房子租完了,就开始搭违章房。
红砖墙、预制板,一间、两间、三间……没几天工夫,原本规矩的大院,变成了大杂院。
没多久,这些在自家院子里盖的房也租完了。村民开始拆院墙,向院外扩,严重时村里的一些小路都被堵死了。
村委会曾有一个统计,当时平均每家有近10间出租房,年房租收入1.5万元。
2005年前后,看着村里的违章房越来越多,村里的环境越来越乱,村委会开始挨家挨户宣传政策,按照“红本”(宅基地使用权证)查违章。
“你拆人房就是断人财路,这活儿能好干吗?”提起当年查违章的经历,村干部们大多不愿再提。
一些村民反映,在关系最僵的时候,村干部家门口常被人弄来一堆垃圾,窗户也被村里孩子当作靶子。
尽管如此,村委会对于违章房的态度很坚决,拆。因为村里明白,如果这些违章房不拆,没几年村子就没样了。
可村民们并没有想那么远。在2006年初的新一届村委会选举中,老主任落选了。看着老主任下台,村干部们也琢磨,难道在解决违章房、满足村民利益诉求的道路上,就没有双赢的好办法么?
随着名气渐大,何各庄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来,呼吸这份郊野独有的清新空气。
代租民房 天上掉馅饼了。
2006年年中,胡宗禄听说村委会决定出资租下村民的大杂院,再统一改造成四合院后,向外整体出租。这意味着,房子所有权还是村民自个儿的,村委会不仅出钱对房屋翻新,还按年给村民租金。
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最先提出这个想法的是一个外村人,叫吴运涛。
2003年,他租下村里的一片果园,在园子里和妻子一起开了家西餐厅。几年间,果园餐厅已成为周边外籍人士的聚会地点,生意红红火火。
一个巴掌拍不响,促使这个想法变为现实的还得有一个人。
2006年年初,村委会老主任落选后,村委会副主任田兴走马上任。他发现,多年的“瓦片经济”,导致近7千人涌入何各庄,是村民总数的6倍多。社会治安、环境卫生等问题随之而来,打架斗殴、入室抢劫时有发生。
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使得田兴和其他村干部,每天都忙于协调村里用水、用电、垃圾处理、治安防控等问题,周而复始。
2006年年中,乡里召开半年工作会,介绍朝阳区在流动人口管理中的新经验。在会上,田兴学到了一句话——“以房管人、以业控人”。
既然是以房管人,那就得从房子上想办法。
从乡里回来后,田兴立刻召集村干部开会。经过讨论,村里初步决定把村民的平房院都改造成二层小楼,一楼出租,二楼自住。
这是当时很流行的村庄改造模式。最大的好处是,在改善村容村貌同时,可以有效控制居住人口,同时保证村民收益不受影响。
就当村里信心满满准备行动时,却遭到了吴运涛的强烈反对。
“如果把村民的房子都改成小楼,那何各庄就毁了。”在开餐馆之前,吴运涛做过一段时间的装潢设计工作,替一些外国人改造老四合院。
凭借多年的从商经验,吴运涛认为,何各庄村被绿地环绕,人口不多,环境清静。村委会多年来大力控制违章,使村子的脉络基本保持着原貌,在北京近郊实属难得。再加上离798艺术区不远,渐渐汇集的30多家画廊和创作工作室,让村子里的商气渐旺。
“如果能把村民们的大杂院集中起来,统一改造成四合院后再向高端客户出租,那租金可能翻好几番啊。”
萌生这个想法后,吴运涛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向身边的朋友、店里的客人、艺术区的艺术家咨询方案的可行性。
虽然大家对房屋权属、资金筹集等问题有着种种担心,但有一点却惊人一致,大家都愿意租套四合院住一住。
2006年秋天的一个午后,吴运涛拿着写好的可行性报告找到田兴。整整7个小时的激烈争论后,田兴点头了,“毕竟这是大伙儿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真拆了,舍不得。”
8户签约 2007年10月26日,胡宗禄等首批8户村民与村委会签约,将房子租给村委会,租期10年。
自从那场争论后,田兴每天都在盘算着具体的操作模式,其中的重点就是在不动房屋权属的前提下,如何让村民自觉自愿交房。
村民出租房屋是为赚钱。在调查、测算周边区域房屋租赁价格后,田兴决定用每平方米每天1元的价格向村民租房。这价高出村民自行租房近3倍。
田兴心里明白,如果新办法不能让村民多赚钱,谁会支持你?
最终,在村委会与村民们签订的委托协议书上,双方约定:在不改变房屋权属的前提下,由村委会出面租下房屋再进行改造。房屋租期10年,租金以166平方米的房屋6万元为基数,面积每增加1平方米,年租金增加100元。租金每3年调高10%。
老党员刘长才和胡宗禄一样,是首批签约的8户之一。他家院子有490平方米,隔成了20间出租房,一年租金有3万多元。把院子租给村委会,他家一下子就能拿到近10万元。扣掉全家人出去租房花的1万多元,刘长才一年能净赚8万元左右。
不用找房客、不用担责任,同样是租房,收入还比原来多,谁不愿意?
胡宗禄说,当时首批8户村民很快就在协议上签了字,10多天后就拿到了头一年租金,“没轮上的村民眼都直了”。
在之后的民意调查中,新模式支持率达到了89%。
村民们打心里认可了。
红色灯笼状玻璃灯、青灰色的砖瓦墙、春意渐浓的绿植……这个改造一新的农家院,似乎让北京传统的韵味与现代的舒适又找到了一处归宿。
李唐千秋 2008年6月,在鞭炮声中,“李唐千秋” 餐厅开张了。胡宗禄也多了一个朋友,餐厅的老板、自己的新房客——黄正磊。
黄正磊的家乡在云南腾冲。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来到北京后,在798艺术区开了一家餐厅。
2007年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正磊开车路过何各庄。一块老北京特色四合院的广告牌,让黄正磊一脚踩下了刹车。
自从把村民的出租房集中起来后,村委会、乡属企业以及另外4个社会投资人分别注资100万元,成立了一家公司负责改造、运营。首批8处农家院,6户计划改造成精装四合院出租,位于村口的两户则作为店铺招商。
由于租金只有798厂区的三分之一,短短几天后,黄正磊就与村委会参股的公司签了约,租下了胡宗禄家的院子。租期10年,租金每年10余万元。
黄正磊说,当时何各庄村依靠周边的中央美院、798艺术区,聚集了不少画廊和艺术馆,在圈内已小有名气。他相信一个由农家院改造成的餐厅肯定受欢迎。
为了保证院子原汁原味,拿到房子后的黄正磊把院子里的出租房全拆了,甚至连屋里的吊顶、墙皮也拆了,直到露出木梁和红墙砖。接着他在院子里铺上地砖,加装了暖气,种上了花草,整整花去了30多万元。
看着自家房子的新模样,胡宗禄想不明白这露着大梁和红砖的屋子到底好看在哪,“反正花这么多钱,我可不这么装”。
不过很快,胡宗禄改变了这一看法。
2008年8月的一个午后,一位衣着考究的外国女士推开了餐厅的大门,身后跟着十多个人,有说有笑地看着餐厅的各种摆设和墙上的油画。
起初,大家以为是些来村里看画展的外国游客,直到后来看电视才恍然大悟,这位女士竟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夫人。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几天后,罗格夫人带着几个朋友又来了。
慢慢地,到村里的艺术馆看画展的人,不少都会到李唐千秋吃个便饭,休息一会。看着餐厅生意越来越稳定,黄正磊也准备把餐厅的面积扩大一倍。
不过首批8户院子早就租完了。村口的另一间商铺,如今是一家高级会所。6户精装后的四合院,1户租给了一位美院退休老师,老人家边住边教些学生画画;有2户被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夫人包下,一套自住,一套办公;其他的租户则是些迷恋中式四合院的外国人。
“看来只能等第二批了。”黄正磊笑着说。
全村改造 2009年春节后,胡宗禄家旁边的几个院子,陆陆续续地租给了村委会。按照村里的规划,到2010年底,全村301户院子都将改造完毕,最终把村子打造成由艺术产业聚集区、高档四合院租赁业以及配套餐饮服务业组成的新农村。
从8户试点到全村推广,田兴之所以敢下这样的决心,来源于中央的一个重要文件。
2008年10月9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这个聚焦农村改革发展的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中明确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农民可以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依法保障农村宅基地用益物权。
这意味着,村民自愿出租宅基地,经村委会包装后再转租,在政策上再次得到明确支持。
何各庄村的“代租民房”之路走通了。
现在,胡宗禄没事儿就会去看一看那处院子,他自己的家。
除了精心改造的农家院,在如今的何各庄村,一些融画廊与餐厅于一体的餐厅,成为了村里又一道风景。方非摄
对 话 朝阳区崔各庄乡党委书记张树宝: 何各庄是种模式不是样板 记者:房屋权属不变,租约10年到期后,装修好的房屋无偿归还给村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设计?
张树宝:不改变房屋权属,村民的租金可以随着土地增值不断增加。租期10年,对于投资方而言虽然短了点,但在成本与收益尚未可知的情况下,短租期意味着低风险,最终也得到了投资方的认可。应该说,这个方案是各方利益统筹协调之后的结果。
记者:在何各庄村试点民房集中出租,崔各庄乡从中有何收获?
张树宝:收获很多。通过集中村民出租房进而包装转租后,村民收入大幅增加,村容村貌更为整洁,区域价值得到提升,投资方开始获益,呈现出多方共赢的良好态势。从政府角度来看,现在大量涌入的流动人口极大提高了政府管理和服务成本,平均每人每年需500元管理成本。何各庄村模式成功后,外来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省下的服务管理费,等于乡里财政增收,这一进一出,收获实实在在。
记者:何各庄村的成功,对乡里其他村的发展有何启示?
张树宝:何各庄村的经验是在促进农民增收的过程中,不把农民简单推向市场。村委会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起到带头人的作用,把村民分散的土地、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统筹起来,充分发挥产业化、规模化效应,实现效益最大化。因此,对于乡里其他的村而言,何各庄村提供的是一种发展的模式,但绝不是样板,各村可以借鉴它成功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复制。
模式流程 >
集中村民房屋
何各庄村村委会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和农户签订房屋委托改造经营合同,明确约定农户将自有房屋委托给村委会进行改造、经营。租赁期满,村委会将改造后的房屋无偿交还农户。
成立运营公司
由乡、村以及4个社会投资人,共计六方分别出资100万元成立专业运营公司,承担房屋的市场营销、改造装修等工作。
统一对外出租
由公司整体对外出租。根据约定,166平方米的房屋,农户每年可获租金6万元,在此基础上面积每增加1平方米,年租金增加100元。房屋租赁期限为10年,租金每3年增加10%。
记者手记 创新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近年来,城市扩张,地价飞涨,原被视为鸡肋的农村宅基地,变成了资本追逐的新宠。当城里人艳羡一个个农民富豪诞生时,这些一夜暴富的庄稼汉,却在城市霓虹中显得有些迷茫。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无论是种地吃粮,还是盖房生娃,这是他们生活的依托。随着社会发展,农业人口减少,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可是,要让这些祖祖辈辈靠地吃饭的农民过上好日子,就非得用他们的土地作为交换物?
一度我也心存疑虑,但在何各庄采访的那几天,我改变了看法。
何各庄是一个户籍人口仅千余的小村庄。村子周边是成片的别墅区。也许是村子太小,也许是位于城市绿隔区,也许仅是不够幸运,小村并未受到城市资本的垂青。但在一路坎坷的探索后,村民们在不失土地的前提下,一样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细细品味,村委会化零为整的租房新模式虽功不可没,但在承接周边艺术区辐射时坚持产业化发展,不能不说在勇气背后暗藏着一份智慧。可如今,村子决定要在两年内,从现有的8户试点,迅速推广到全村301户,却让人不免为他们的勇气而担心。
按照平均每户院落一年8万元租金推算,要把全村剩余的293户民房全部集中起来,村委会每年要向村民支付2千多万元租金。如果按照约定,由村委会参股的公司负责房屋改造,以每户30万到50万元的标准计算,则又需上亿元资金。
虽然村委会可以采取分期、分批开发,通过及时招商转租缓解资金压力,但以目前每户每年平均20万元转租租金计算,293户满打满算一年也只有近6千万元房租收入,资金缺口仍达6千万元。更何况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想用无法获得产权且每年需要付出20万元租金的房屋,及时招到近300个高端客户,又谈何容易。
即便一切如愿,301处院子成功招商,资金缺口通过资本市场能顺利解决。可面对分散于各处居住的上千名村民,村委会又将如何有效管理,又怎么解决壮劳力就业呢?
当然这些难题并非无解。经验已经证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发展逐步解决。今天,何各庄需要的是保持一个更加清醒的头脑,同时,坚持一份继续创新的勇气。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