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媒体曝光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将143套拆迁安置房低价卖给49名内部工作人员及94名“工作联系部门有关人员”。11日,此事有了新进展,购买名单被证属实,且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国资处处长金佩静承认,那些卖给官员和指挥部自己人的安置房至今都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卖给他们的“暂定价”比照了拆迁户超面积购房的价格。
(4月12日《京华时报》)
如果不是肇始于网友将一份内部文件曝光,继而有“好事”媒体跟进查证,普通民众怕绝无可能知晓,在以旧城改造堂皇名义下进行的拆迁,居然匿藏如此见不得天日的勾当。人们何其有幸,暗箱里的交易终被撕破黑幕;人们又何其不幸,真相的揭开竟事缘如此偶然。
143套被贱卖的安置房,为拆迁种种之怪现状再添新注脚,身陷“安置门”的众官员,则勾画出一幅鲜活的权力自肥图。以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为中心,权力半径覆荫之处,有市政府副市长、政协副主席、人大法制工委副主任、工商局长、公安局副局长、农行副行长……出现在购房者名单中的,无一不是权势显赫者,而鲜见有平民布衣。仅凭一个“工作联系部门有关人员”的牵强理由,权力就可以封闭运行,利益就可以私下瓜分,公众便有理由揣度,温州不过是碰巧撞进了舆论的靶心?还有多少类似事件游离于人们的视线之外?
以比照拆迁户超面积购房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买下安置房,涉事官员等购房者无疑将获益巨大。他们没有拆迁户的名分,却坐享了本属拆迁户的巨额收益。而本应定向、定价出售给特定对象的拆迁安置房,何以最终转落他们之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处风暴中心的“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政务信息不公开不透明。
按行政架构划分,这个旧城改建指挥部不过是一个临时性质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在政府的职能序列。但事实上,此种临时机构,往往都因地方需要而特设,就如同“某某领导小组”一样有着相当的权力,可以指挥调度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虽然对它们存在合理性的诟病与质疑声从未间断,但以承认现状论,它既为政府所设,就应像其它职能部门一样进行政务公开,有恪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义务。更何况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规定,“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还是应当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然而在此事件被揭之前,却不见有相关政务信息公开,已颁行近一年的《条例》,在这里被事实上架空了。
因为没有政务信息公开,人们便无从得知,那些拆迁户们的权益是否全部得到保障,以致会空出如此之多的“多余安置房”。人们也不能事前了解,竟有这么多的房源可供欲购房者选择,本来,他们是可以按照价高者得、先到者得的市场正义,而有机会购得这些拆迁安置房的。也因为没有政务公开,人们便由不得要怀疑,被曝光的这批“多余安置房”为何大多都是一二百平米的大面积,甚至还有超过300平米的超大户型?这些安置房是不是早就去向已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管及违反条例的罚则都有规定,但在如温州贱卖安置房这样的事件里,我们却找不到监督它的实在主体,不是没有,而是虚化了或者说是同化了。既有法规一再被规避、被屏蔽的现实,让人对有论者所说,“若有官员财产申报法就可遏制此类暗箱交易”,很难生出坚实的信心来。
林度 (来源：山西晚报)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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