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民式滥用抗生素 “超级病菌”来袭(图)

　　袁钟：思维习惯导致中国式滥用

　　缺乏科学思维方法、过分的实用主义以及追求速效的心理导致中国老百姓“自愿”滥用抗生素

　　本刊记者/方玄昌(整理)

　　全世界都存在抗生素滥用的问题。

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形可能更加严重。在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方面找到中国人滥用抗生素甚于他国的原因。

　　中国人缺乏科学观，这是下面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科学需要高度理性，而中国却是一方极为感性的土壤；加上科学没有诞生在东方，结果，中国人对它产生了一种抵触、敬畏和迷信同时存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人们看到了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科学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中国人从来更愿意去迷信那些“全能”的事物。

　　在见证到科学的强大力量之后，他们不自觉地就把科学给神化了，把它看成是无所不能的。对药本身就存在的一种崇敬、迷信，导致中国人自古就在寻找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类似于抗生素一样见效快的药物，则自然很容易地被当成万能的药物来使用。

　　中国人过分讲究实用主义。19世纪末，基督文化很难进入中国，但基督医学却很容易就进来——人们看到了它的快速有效。恐怕在中国人眼中，最能体现现代医学(俗称“西医”)特性的，就是手术和抗生素，它们都有效果明显、见效快的优势。这种“打倒土豪就能分到田地”“求用大于求真”的心理一直保持到现在，导致人们只管眼前效果，至于使用抗生素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不会太多去考虑。

　　“眼见为实”的思维习惯有时会欺骗你。一个街头卖艺的人，都会先表演一下他的“绝技”，让人们见证了他的本领，然后就能把他的膏药、跌打药卖出去——其实，他的“绝技”和跌打药的用途之间并无必然关系。同样，人们看到了抗生素在对付一些感染性疾病时所显示出的威力，于是就把它泛化，用它来对付一切疾病。

　　追求“立竿见影”的倾向有时是不明智的。在中国，一个病人去找医生，医生如果告诉他“这种治疗三个月以后才会产生效果”，病人恐怕不会再愿意来找这个医生了。所以一些本来应该让它慢慢好起来的病，医生也会想方设法去找那些见效快的药物或者疗法。一些疾病本来根本不需要吃药，在美国和欧洲，很多疾病是只有诊断没有治疗、任其自愈的；但在中国，一个医生不给开药，病人反而接受不了——这就是讲究“立竿见影”“吹糠见米”带来的问题。而抗生素恰好具有这样的优点：效果来得快而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它的不足，进而导致滥用。

　　(袁钟，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研究方向为医学哲学、医学史)

　　抗生素80年

　　人类寿命的增加，约有10岁得益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今天抗生素的开发已近枯竭，而已经严重依赖于抗生素的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新型抗生素

　　本刊特约撰稿/张功耀

　　本刊记者/蔡如鹏

　　1941年2月，伦敦拉德克利夫医院。48岁的警察艾伯特·亚历山大因伤口化脓感染，正濒临死亡边缘。

　　亚历山大是因为刮脸不慎划破皮肤，引发细菌感染的。在那个年代，由于缺乏特效药，感染就意味着死亡。尽管医院使用了当时最好的抗菌药——磺胺，但亚历山大的病情仍不断恶化。无奈之下，医生摘除了他的一个眼球引流脓肿，希望能控制病情，结果反而是肺部也开始出现感染。

　　看着病菌一步一步吞噬亚历山大的肌体，无计可施的医生决定，用牛津大学病理学系刚刚送来的一种仍在实验中的药物试一试。这是一种看上去有点像玉米淀粉的黄色粉末，溶解后，每隔3小时给感染者注射一次。

　　几次注射后，奇迹出现了——亚历山大的炎症开始减退，体温也恢复了正常，他甚至可以坐起来进食。

　　但一茶匙的药很快就用完了，亚历山大的病情再次恶化。由于仍处于实验阶段，牛津大学也没有更多的药物。为了能继续治疗，医生甚至把亚历山大的尿液收集起来，从中提取残留的药物，以挽救他的生命。

　　亚历山大终究没有逃脱病菌的魔爪，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但这种神奇的黄色粉末却给医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一种杀灭细菌的强有力的武器。

　　这种新药就是青霉素。

　　艰难的无抗生素时代

　　远在公元前1550年的古埃及，就有医生用猪油调蜂蜜来敷贴，然后用麻布包扎因外伤感染而发炎红肿的暑疖、疔疮和无名肿毒。最近，有人对古埃及人发明的这个方法进行了药理学考据，证实了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其机理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蜂蜜具有困住细菌并从细菌身体中吸收水分，最后导致细菌因干渴而死的作用；二是蜂蜜中含有一种抑菌霉，具有抑制细菌繁殖甚至消灭细菌的功能。但是，古埃及人只是这么做，并不知道这么做的医学意义在于抑菌。

　　得出许多疾病是由于微生物感染而引起的这个认识，是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的功劳。可以感染人体引起人类疾病的微生物有五类：细菌(如大肠杆菌)、病毒(如冠状病毒)、真菌(如扁平苔藓)、原生生物(如疟原虫)、蠕虫(沙虫)。其中，能够被抗生素有效杀灭的是细菌。

　　著名的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他的《科学史导论》中发表评论说：“战争是外科之母。”战争需要外科，可是外科的安全又由什么来保证呢？

　　19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辛普森的外科及妇产科医生发出感慨说：“躺在任何一家医院手术台上的病人，都要比滑铁卢战场上的士兵具有更多的死亡机会。”中国古代典籍《汉书·外戚传》有“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的说法。到了公元5世纪，还有描述妇女生产时“下地坐草，法如就死也”(陈延之《小品方》)的恐怖记载。可见，当时，因为外科手术和生产而引起的死亡率是何等的高。

　　值得指出的是，因为外科和生产而引起的死亡，都是在外科手术或生产之后发生的。在19世纪60年代，外科手术之后的死亡率在40%～60%之间。可见，外科要成功、妇女生产孩子以后还要平安，须待医学科学取得新的进步。

　　1867年英格兰外科医生李斯特首创石炭酸(化学名为“苯酚”)消毒法，改变了手术前景，使原来手术后感染的死亡率由60%下降到了15%。如果先在妇女生产的房间喷洒石炭酸，也可以大大提高妇女生产以后的存活率。

　　但是，石炭酸消毒法有一个缺点，它只能进行表面消毒，不能进行体内深层次的“杀毒”(灭菌)。梅毒感染曾经是一种流行性的性病，对于这种深层次的细菌感染，用石炭酸进行表面消毒是无效的。巴斯德学说指出的细菌感染，绝大部分属于细菌进入人体深层次以后出现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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